从实践层面讲，张良一个贵族书生，势单力薄，在群雄并起的时势下，也不存在他独立奋斗的客观条件，他只能依附于比他更强大的势力。当时“陈涉等起”，风云际会，项梁和项羽、刘邦等都在这时相继起事，张良自己也曾拉起一支小小队伍，“聚少年百余人”。有个叫景驹的，在留城自立为楚假王，张良本想到留城去投奔景驹的，走到半路碰上刘邦。刘邦手下有数千人，势力比张良大得多，张良便和刘邦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两人是同路人而已。

一个人最初确立的政治理想，犹如人生初恋，往往难以忘怀。张良虽然加入了刘邦营垒，他心中的“复韩”梦想却难以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项梁与刘邦会合后，为了打旗帜，“共立楚怀王”。张良觉得机会来了，借机说服项梁，把韩国公子成也立为新的韩王，张良本人被任命为韩国司徒，和韩王成一起，领着一支千把人的队伍，要去夺取原来属于韩国的地盘。结果当然不会成功，刚刚打下几座小城，被秦军轻而易举就夺了回去，他们的队伍也被打散成散兵游勇，张良只得重新回到刘邦队伍中来。当时项羽正在巨鹿和秦军主力决战，刘邦乘机抢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灭了秦朝。项羽随后入关，觉得刘邦投机取巧，十分恼火，“欲击沛公”。张良和项伯从中竭力调解，帮助刘邦渡过了鸿门危机。刘邦退往汉中时，送给张良“金百溢，珠二斗”，打发他回韩国去，等于把他“辞退”了。张良将金银悉数转赠项伯，只身回到韩国，方知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至此，张良的“复韩”理想彻底破灭，只得重新投奔刘邦。

张良的以上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在刘邦阵营内始终带有“客串”性质。刘邦虽然重其才，用其计，但对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对他始终没有达到倾心相依的地步。刘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长时衙役小吏“无所不狎侮”，做了皇帝仍然“素慢无礼”，对萧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动辄臭骂。张良身上则有一股子贵族书生气质，知识高深，见解精辟，谈吐文雅。刘邦对张良一直以“子房”称之，始终客客气气，连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相敬如宾，要害在“宾”。在刘邦心目中，张良这个人“身在汉营心在韩”，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刘邦对待张良和萧何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的。封侯前，刘邦对“三杰”作出评价，第一个就讲到张良，给人以错觉，好像他把张良列为第一位大功臣。实际上，刘邦内心一直把萧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争功激烈，刘邦自己不便直说，“难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时，关内侯[注: 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鄂君揣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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