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角度满足了学术研究和一般读者的需求。但后来陆续出版了十数种《全唐诗》排印本，我可以肯定地说，无一不是源自中华书局整理本，都是中华版的改头换面的翻版，是“伪整理”。十多年前，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一家出版社拿中华版在工厂排版，被我们发现，当场拍照取证，后来这家出版社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出版项目。在这一类古籍整理本中，“伪整理”者还会耍一些花招，制造假象，掩人耳目。比如《全唐诗》，为了避免版权纠纷（包括付费）和抄袭之嫌，“伪整理”者会在前言凡例中特别说明他所据的底本是扬州诗局刻本，但如果选几段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中华本的改动（就是中华本与扬州诗局刻本不同的文字）仍然在那些“伪整理”本中，甚至中华版有些印次中的排印错误也都保留其中。我们有《全唐诗》中华版与扬州诗局本的文字异同对照表，根据这个对照表，很容易判别后出的这些排印本是否真的依据扬州诗局刻本重新点校的。
因为清编《全唐诗》本身已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所以这些不法出版者做得比较肆无忌弹。对《全宋词》就不一样了，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仍在著作权保护期，他们只能采取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的办法。如前些年出版的《宋词全编》、《唐宋全词》（合《全唐五代词》、《全宋词》），调整编次，删繁就简，拼拼凑凑，貌似新书，但都逃不掉作伪的证据。像《全宋词》这样的书，唐圭璋先生付出了数十年的辛勤劳动，从四十年代的线装本，到六十年代的校订重排本，以及以后历次重印的增订修正。六十年代，当时在中华书局文学室工作的王仲闻先生（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之子）前后用了近四年的时间，参与《全宋词》的修订——去年古籍小组举办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曾经展出了王仲闻先生与唐圭璋先生就《全宋词》的修订，往返讨论的审稿加工纪录，元书纸厚可盈尺，朱墨烂然，看过之后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对待学问，对待严肃的古籍整理事业，是要有一种敬畏之心的，现在很多人就是缺少起码的敬畏之心！顺便可以说的是，中华繁体版的《全宋词》署名只有唐圭璋先生一人，但在中华书局档案中保存的文革前《全宋词》出版合同上，唐圭璋先生在自己的名字后边，用毛笔亲笔补写了“王仲闻订补”的署名，只因为当时王仲闻先生的右派身份，最后未能共同署名。老一辈学人这种谦逊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美德真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学习。
像《全宋词》这样一部作者和出版者都花费了巨大人力智力投入的古籍整理名著，就这样被一些不法书商们巧取豪夺了。类似的还有前几年珠海出版社的古代作家全集，李白、杜甫[注: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公元712年2月12日（唐客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日）生于巩县。]、苏轼等等，还有市面上屡见的所谓“唐宋八大家全集”等等，大多是中华和上古《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翻版。
上面说到的与“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宋词》相关的“伪整理”，主要是一些不法书商和少数出版社出于商业目的所做的一种违规行为。另外一种情况与一些学者的趋利有关，不仅仅是商业上的，还有学术功利的目的，举两个我经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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