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作为复杂的生命文化个体，尽管汪曾祺的文字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清风朗月，但也许，那仅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过滤和净化，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自觉不自觉的逃逸——滤去了假恶丑，剩下的便是真善美；滤去了不堪与尴尬，剩下的便是适意与顺畅。汪曾祺的许多“文革”后文本，有意识地疏离中心话语和意识形态，几乎整个儿退到从前，着意于写数十年前的梦与醒，爱与美。这或许正是因为汪氏身为寻常文人，对政治天性疏离，却阴差阳错地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极一时之盛衰、历半生之炎凉的缘故吧。不难揣测，置身现实世界，面对铜墙铁壁般的集体无意识，汪曾祺既然百口莫辩力不从心，干脆便在喧嚣的时代声浪中三缄其口。倘果真如此，我们完全理解汪曾祺的幽远心曲。

　　三

　　汪曾祺的“文革”经历颇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夫妇。钱氏夫妇也曾遭遇过那个特定时代的凄雨冷风(如下放干校等)，但总体上较少受到冲击，并一度锦衣玉食，恩泽加身。其间，钱锺书曾被钦点为英译毛选定稿人之一，亦曾成为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不免要承蒙江青关照；对此，杨绛先生在其发行量可观的回忆录《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中提及，她与钱锺书先后两次断然拒绝了江青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以及用小车接他们游园的美意。如1974年至1975年，钱锺书奉命翻译毛主席诗词期间，住在一间简陋的学部办公室兼宿舍里。作者写道，江青曾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去住，“……传来江青的话:‘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我不客气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最终两人还是没有搬家，坚持住在陋室。作者又写道:“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锺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均见《我们仨》152、153页)上述文字表明，在那个年代，钱氏夫妇能够对江青作出如此高调的反抗性回应，其铁骨铮铮壮怀激烈，殊不逊于张志新、遇罗克。但从《我们仨》前后文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钱氏一家不要说对大人物，就是与一般小民往来尚有些诚惶诚恐，江青当时炙手可热，又以心胸狭隘著称，一介寒儒敢这样大义凛然地去招惹她吗？当事人在今天作出此番话语表述，未免给人以打“死老虎”之感；何况兹事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已难稽考。

　　《我们仨》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谈人叙事，分寸都拿捏得极到位，该对谁狠，对谁柔，可谓心如明镜，丝毫不爽，让人感慨于姜还是老的辣。与对江青的鄙夷不屑、凛然相向的态度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作者对当时的文化界领导人胡乔木同志的称美。谈到乔木同志，书中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均见《我们仨》158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锺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接下来杨绛又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均见《我们仨》160、161页)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

　　不管怎么说，从《我们仨》，确可见出钱氏夫妇书生其表，骨子里实为洞察大势的圆通人。同样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这种处世之道，也许最为切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态了: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才华惊世而性情趋于佻达褊躁、飞扬直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又怎会太妙？！

　　作者：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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