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白鹿的结合神话，可能孕育着狼图腾集团与鹿图腾集团联姻的历史。
民族文化融合中的“神狼”命运
族源神话大多带有图腾神话的意义。而图腾物不仅仅是一个原始群体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原始群体的审美选择与文化认同，因而它具有象征一个原始群体内在文化精神的意义。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神话，无疑是其勇猛、强悍的民族精神的说明。突厥族即视狼为战神{16}，在突厥民族英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是苍狼引导他们战无不胜，一路走向胜利。{17}突厥可汗的侍卫之士，以狼为名，也正是取其勇猛之意义。著名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中，也以狼来形容其士兵之猛勇。{18}在阿尔泰语系的哈萨克民族谚语中，狼代表着好汉、勇士。同时在其文物图案中，还有狼身上连着鹰头和鹰翅，扑向狮、虎的形象，以表示对凶悍、勇猛和刚烈的歌颂{19}。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少数民族君主往往被自己的拥护者称作“狼主”。《秦并六国平话》卷上“匈奴狼主大怒”云云，《说岳全传》第十回“狼主可将计就计”云云，皆是其例。自称是“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基马尔，在他的拥护者中享有“灰狼”的称号。活动于北美大草原的诸民族，也以狼为英雄的象征。他们自豪地歌唱：“我是一头孤独的狼，我东南西北到处闯荡。”{20}草原民族飘游不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必然会在部落之间暴发争夺水草的战争，这自然会使他们联想到作为草原之魂的狼的凶猛与不可战胜的力量，遂而产生了对游荡的狼群的敬畏与崇拜，创造出狼图腾的神话。并寻求与图腾人格上的统一，模仿狼的凶猛、强悍与进攻性，创造着他们的生活。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必然存在着对原有多种文化的选择问题。就中国北部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情况而言，主要有两种选择态度，一种是选择性继承，一种是选择性接纳。在两种不同的选择中，神话中作为北方民族始祖的神狼，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草原游牧民族间的冲突融合，在文化上主要是选择性继承问题，故而神狼的地位一再地得到强化和加固。匈奴、突厥、蒙古三个游牧集团先后称霸草原，由于以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于相同的地理生态背景之下，尽管他们的族源神话故事情节各不相同，而作为其神话核心部分的神狼的地位则始终不变。并且神狼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传衍到了近代的北部广大地区的民族之中。如哈萨克族民间盛传《白狼》故事，大意言：一位青年男子与一只白狼相遇，在一座山洞共同生活了四十天，彼此相安无事。后来狼化为美女，做了年轻人的妻子，使年轻人有了许许多多的财富。类似的以狼为主角的故事与传说在哈萨克民间还有不少。{21}在今蒙古族民间，流传着狼童的传说，言：一群猎人在克鲁伦河畔狩猎，发现一只母狼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奔于荒野。猎人赶走了狼，带回了男孩。男孩懂得各种动物的语言，帮助成吉思汗避过洪水之灾。{22}在维吾尔族的民间长诗《安哥南霍》中，神狼博坦友纳，引导维吾尔的先民，走出大山。并在神狼的进劝下，维吾尔一位铁匠先祖戴上了王冠，率十万大军，出山击败了仇敌。维吾尔族人至今视狼为勇敢无畏的象征。生了儿子，往往说生了一只狼。在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中，也有狼保护玛纳斯及其后代战胜强敌的章节。柯尔克孜族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信仰。认为狼是圣物，它的肉可以保佑妇女生育，它的拐骨挂在孩子身上，作为护身符，可以保佑平安。塔塔尔族相信狼有非凡的超自然能力，至今乐于珍藏狼的后踝骨。
但在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农耕民族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草原民族，因此这种冲突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的影响、接纳、消融问题，因而在文化的交汇中，更多地表现为选择性接纳，而不是继承。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仍旧滞留在草原民族的历史传说中。《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开首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周书》卷一《文帝纪上》鲜卑宇文氏述其世系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在《辽史》卷六三《世表》中，又称库莫奚、契丹都是“炎帝之裔”。这是见于汉文典籍的早期记载。在后世的传说中，相类似的汉胡同源神话也不在少数。柯尔克孜族的《创世的传说》说：汉人、突厥人、蒙人，分别是努赫的三个儿子的子孙。{23}在东蒙古神话传说中，蒙古人与汉人的女始祖乃是姐妹俩。内蒙额尔古纳旗鄂温克人中传说，人和狐狸结合，生下了十个孩子，这就是汉、蒙古、鄂温克等族的祖先。{24}这些传说虽非事实，但体现着中土文化对于四夷的影响，以及边裔民族与中土民族攀亲结好的心愿。顾颉刚先生在论及匈奴“二女在台”与狼交合的神话时，曾认为此乃商族“二女在台”吞卵生契神话之传衍。{25}窃疑即是乌孙、突厥狼乳男婴的神话，也未必不是中土“虎乳男婴”传说{26}之传衍。这种影响，当然也是文化交融的一种形式。
而文化的选择性接纳，则是指草原游牧民族大批南下，部分进入农耕民族生活圈后，农耕民族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草原民族进入中土之后，由于生活方式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其原初所具有的那种凶悍、勇猛、刚烈的精神，也在渐渐丧失。据不完全统计，从汉武帝到唐懿宗不到一千年的时间内，边裔民族如匈奴、羌、氐、鲜卑、高丽、突厥等，迁入内地的人口，最少也有681.89万口{27}。这就意味着千年间有如此多的兄弟民族人口融入了汉族大家庭。唐贞观十三年全国人口是1235万，而在此前内迁的人口最少也有600万，如果把如此众多的人口千百年间的蕃衍计算在内，纯粹的汉族血统的人实在所剩无几了，甚至可以说汉族是世界民族中血统最为复杂的民族。但草原民族一旦汉化，便极力忘却其原初的带有野蛮性的狼崇拜，视新生的来自草原的民族为狼。对图腾物情感的变化，即是文化变迁的标志。而农耕民族在接受草原民族融入的现实中，一方面包容、接纳，另一方面则对其文化进行着选择。在这种选择中，神狼遭到了厄运。因为农耕民族更需要的是和风细雨；是辛勤耕作，以诚实对待脚下的土地；是建立人与土地的相互依赖关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而不是凶悍、勇猛和刚烈。从草原民族的族源神话中，我们知道他们中曾有过对牛、马、鹿、鹰等动物图腾的崇拜。这一切皆可为农耕民族所接受，唯独不能接受的是狼。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文化最大的象征物龙的变化中看得非常清楚。学者们认为龙是古代多种图腾综合、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它突出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与和谐精神。我们从商周青铜器中看到的龙是作匍匐爬行状的蛇身兽首怪物。而经过战国至唐的民族大融合，龙则变成了牛头、猪嘴、马鬃、鹿角、羊须、蛇身、鱼鳞、鹰爪……众多图腾物团结一体、彼此交融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草原民族的另一主要图腾——鹿，其角则高高的树在了龙头上，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样子。在秦汉时，龙的头上竖起的还是牛角，而经过“五胡乱华”走向统一的隋唐盛世，牛角却分了叉变成了鹿角，此间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28}而狼则被彻底抛弃了。在传统的汉族人中，我们可以找到虎、豹、龙、蛟、雕、兔、鼠之类的名字或绰号，却很难发现以狼命名的。这里抛弃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对一种文化，是对于带有野蛮性的原始生活方式与拼杀、掠夺行为以及对崇尚凶悍、刚烈的精神的彻底抛弃。
当然，我们对于原始的草原居民的行为表现，不能以现代人的观念去理解。他们对于凶悍、勇猛、刚烈的崇尚，以及他们的带有掠夺性的行为，乃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其对于农耕民族的侵扰，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生存欲望的驱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往往草原民族大规模南下，都与气候的变迁相联系着。由于气候的变冷变干，处于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着草原枯竭、水源干涸、生态恶化的严重威胁。为了寻找新的牧区与生存环境，他们不得不向农耕民族发起进攻。{29}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曾这样描写过干旱对于生存欲的驱动：“干旱地带是恶魔之巢……从很早以前起，就有可怖的狂乱的人群从这一干旱地带出发，风暴般地席卷文明世界……游牧民族是这一破坏力的主流，尽管历史提供了其典型，但表现出破坏力的并不仅仅是所谓游牧民。后来，从环绕干旱地带的文明社会本身，也有猛烈的暴力事件发生。北方的匈奴、蒙古、通古斯……都是暴力的源泉。”{30}可以说，没有草原民族的一次次内迁，就没有今天庞大的汉族。草原民族虽然对农耕民族有所伤害，但他们的加入，也给中国民族带来了生命力的活力。故而中国古代两个最强盛的王朝——汉朝和唐朝，都出现在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之后。
中国文学中狼意象意义之变迁
与“狼祖”神话密切相关，狼作为一个神话意象，反复出现在中国文学中。与民族冲突、融合的历史变迁相联系，狼意象有一个由多元象征向单一象征的变化过程。其意义及故事形态的变化，大略可分为隋前、隋唐宋元、明清以降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先秦到隋以前。这是狼意象的多义并存阶段。在这个时期的文献典籍中，狼意象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恶的象征出现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正面的美好事物的比喻、象征意义。如《礼记·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郑玄注：“卫尊者宜猛也。”这里的狼显然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它象征着勇猛和力量。《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一引《太公六韬》亦曰：“大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雨如风，如雷如电，天下尽惊，然后乃成。”在《诗经》的解释系统中，狼还具有象征圣德的意义。《诗经·狼跋》曰：“狼跋其胡，载?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传》曰：“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躐其尾，进退有难，而不失其猛。”意为狼喻周公遭流言中伤，“然犹不失其圣，能成就周道”{31}。《郑笺》说得更为明确，其云：“喻周公进则躐其胡，犹始欲摄政，四国流言，辟之而居东都也；退则襩其尾，谓后复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圣德无玷缺。”我们姑且不管其诗之本义如何，就汉儒对此诗的解释而言，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汉代及汉以前人的观念中，狼是可以作为正面象征出现的。
比较特殊的是白狼。《竹书纪年》曰：成汤时“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郭璞《山海经图赞》曰：“矫矫白狼，有道则游，应符变质，乃衔灵钩。惟德是适，出殷见周。”《艺文类聚》卷九九引《瑞应图》亦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则见。”《宋书》卷二十八《符瑞》云：“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此皆是把白狼作为一种吉祥物而对待的。《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传》言：王懿与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失败后逃跑，路经大泽，会水潦暴涨，不知所往。有一白狼领路，始得免于大难。《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中也说：穆崇为贼所困，匿于大泽，赖有白狼带路，始逃脱贼人的追赶。关于白狼祥瑞的信仰，在唐代史书中还残存着，但是像这样具体的“善行”故事，则不曾见到了。狼意象意义的多重性，正表明着中国文化菜成初始的多元形态。
第二个时期为隋唐宋元，这是狼意象意义的净化、稳定阶段。随着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基本完成，民族文化基本趋于稳定。突厥等族在草原兴起后，开始改变了原初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向化”之心，他们已很难再集团性地融入汉族中，而是高扬着有狼头标志的旗帜，与农耕民族多次冲突。即如高适《部落曲》所言：“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王涯《从军词》所云：“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在此历史的持续中，狼的正面的喻意在汉文化中逐渐消失，而“凶狠贪婪”逐渐凝定成为狼意象意义的基本内核。因而在唐宋诗人的笔下，“狼”成了野蛮凶残、灭绝人性之辈的象征，并且更多情况下是指斥“胡人”。如：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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