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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

时间:2009-8-8 16:52:32  来源:不详
名之为“咏雪联句”而大加赞赏,更津津乐道于谢道韫诗才胜过谢朗;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句诗其实也是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堂兄谢朗观察到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学批评。因为首先,谢道韫和谢朗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表面上的才思敏捷与否,实际上更是一个男女两性观察角度不同的问题。宋人陈善《扪虱新话》卷三曾说:“撒盐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风起,此鹅毛雪也,然当时但以道韫之语为工。予谓《诗》云:‘相彼雨雪,先集为霰’,霰即今所谓米雪耳。乃知谢氏二句,当各有谓,固未可优劣论也。”此论经常被人忽视,其实书载“俄而雪骤”,既说“俄而”,可知曾有一段米雪时间,故谢朗所说不谬。更何况下雪时如果雪很大,雪粒下降的速度就快,从男性的观察视角来看,一般会更加注重雪下落的力度,因而出现“撒盐空中”这样的比喻丝毫不奇怪。但身为一个小女孩,谢道韫从女性注重柔美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飞雪形象就有所不同:雪花一片一片地从空中落下,又被风吹起,旋转、沉浮,就像同样因为被风吹起而在空中旋转、沉浮的柳絮那样自由自在而又轻灵地飞舞,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由飘扬的雪到飞舞的花,再到同样洁白、轻灵的柳絮,这在女性的联想空间中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于是“未若柳絮因风起”脱口而出。《晋书》记载“安大悦”,谢安乃至以后的文学批评家对这一句如此欣赏,除了诗句本身的新奇可爱,除了谢道韫以年幼而才思如此敏捷让人不禁心生爱怜;实在也包含了这些男性对来自另一个性别眼中不同于一般男性落雪思维的飞雪形象的认同。自此以后,把“飞雪”比作“飞絮”就成为了咏雪诗中的一种经典比喻,而这种比喻最初当是来自于女性的观察和体验的。
  其次,谢安、谢道韫、谢朗是在“内集”的时候遇到“雪骤下”这一事件的。作为东晋著名的一个文学世家,谢氏集团的“内集”除了具备一般亲朋好友之间互相走访、嘘寒问暖的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互通有无、交流思想,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观念自发地做出评论并加以传播,所谓“与儿女讲论文义”是也。“咏絮之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谢安问:“(大雪纷纷下),像什么?”这是文学大家在考较自家子弟。谢朗率尔回答:“‘在天空中撒盐’差不多可以比喻了”,名门子弟的风范一目了然。而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发,对这种比喻有所不满,于是不甘示弱,立即指出“(空中撒盐)不如柳絮因风而起”。可见,谢道韫存心用“柳絮因风”的飞雪形象批评谢朗“撒盐空中”的落雪形象,“柳絮因风”不仅是一句诗中“名句”,也是一句以“诗”的面目出现的文学批评,“未若”一词的使用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据此,笔者认为在形象优美的诗句之外,把“未若柳絮因风起”视作东晋才女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其堂兄谢朗观察到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学批评似乎也颇为适宜。
  再说“卒章见志”。
  所谓“卒章见志”,即在文的末尾表明自己的写作动机,这在先秦诗歌中并不少见。但在妇女的文学批评中,尤其是进入了初创期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卒章见志”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交待写作动机之外还反映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譬如,左棻就在其两首诗赋末尾表达了“写作乃为了抒情”的观点: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眺,心不自聊,泣涟湎兮。援笔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离思赋》)
  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唏嘘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诗书。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感离诗》)这两篇文字都写于左棻入宫之后,《离思赋》是受诏之作,《感离诗》是答兄思《赠妹》之作。虽然写作背景不一,但由于都是抒发离思之情,左棻因而在两篇不同的文字末尾表达了同样的一个观点:“援笔抒情”。从先秦许穆夫人总结出妇女写作的心理机制“女子善怀”开始,妇女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就主要沿着“主情”的一脉发展:班婕妤体悟“家人夫妇”之情,班昭感慨“难舍故土”之情,邓后推崇“圣人之情”。到了以关注入的生命本体为特征的“人的自觉”的时代,左棻则不失时宜地直接说:写作乃为了“抒情”。
  左棻诗、赋中“卒章见志”的批评方法,与上述谢道韫“以诗论诗”的形象化文学批评一旦结合,很快就成为一种风尚,从而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大概从先秦开始,妇女就喜欢在诗文中用“卒章见志”的方式来发表文学见解,譬如:魏女所刺《葛屦》,唐山之吟《安世》,班昭兴叹“君子”……到左棻作《离思》诗赋、道韫咏“柳絮因风”,这一技巧变得成熟起来。或许又因为左、谢文才名动一时,闺秀名媛争先效仿,并把两种方式合二为一,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左、谢同时和以后,这一批评方式屡见于六朝妇女的文论中。她们有的抒写自己的写作动机,包括寄愤、寄怀等感情,如:晋东阳太守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聊寄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晋刘柔妻王劭之《怀思赋》“志眇眇而远驰,悲离思而呜咽。彼迈物而推移,何子思之难泄?聊临翰以寄怀,怅辞鄙而增结。”
  有的反思古人作诗的方法,如:晋散骑常侍傅统妻辛萧《芍药花颂》:“惟昔风人,抗兹荣华。聊用兴思,染翰作歌。”晋王劭之《春花赋》:“诗人咏以托讽,良喻美而光德。”
  还有一些甚至涉及了“心”、“物”关系的问题,如:晋李氏《冬至诗》:“感与时来兴,心随逝化叹。”晋松阳令钮滔母孙琼《悼坚赋》:“情无触而不悲,思无感而不集。”
  这些批评文字都以“诗”的面目出现且大都在文末,用学界传统眼光看来,似乎支零破碎、不值一提。其实,这正是中国妇女的文学批评在批评样式有别于男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知道,“卒章见志”本来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批评方式,是文学创作处于低级阶段时的产物,主要见于《诗经》,最初是男女通用,并非专属中国古代妇女所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实践的深入,男性很快抛弃了这种理论化程度较低的、“片言只语”式的批评方式,而代之以冗长的阐释如《诗序》、三家注《诗》,单篇的论文如《典论·论文》、《文赋》或者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以及后世的各种诗话、词话。而对于“善怀”的古代妇女来说,文学创作本来就更多只是她们抒发个人感受的一种手段,理论化程度较高的文学批评方式由于离她们的感性生活较远自然更加难以触及。因此,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批评方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受到了魏晋南北朝妇女的钟爱。或许这些批评文字理论化程度不够高,但不乏真知灼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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