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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背后：论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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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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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体现在西晋士人对容貌美的重视上。《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士人称颂容貌之美的故事，如：“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联手共萦之”，“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世说新语·容止》）又如形容裴楷：“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说新语·容止》）当时，士人对容貌美的重视还有理论上的表述，如仕晋至松滋令的蔡洪在《化清经》中云：“望视之兔，白蹄之豕，短啄之犬，修头之马，斯禽也，犹形乎势观，况君子之貌，独无表告者哉？”[28]从此数语观之，西晋重容貌之美已甚了然。除美色以外，士人对声色美的崇尚还体现在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晋书·五行志》中曰：“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亦。”[29]石崇厕所之中“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必备。又与新衣著令初，客多羞不能如厕”，王济“以人乳饮豚”以求味美，（均见《世说新语·汰侈》）可见朝廷上下对奢华、精致生活的追求，在西晋一代是日甚一日的，成了不可遏制之势。
卡冈指出：“风格的结构直接取决于时代的处世态度，时代社会意识的深刻需求，从而成为该文化精神内容的符号。”[30]那么，西晋士人崇尚声色享乐的社会风尚必然造成诗风上对艺术形式追求，正如赵辉所指出的“西晋时期，文人的对于感性生命价值的追求，将文人抛入享乐的洪流，使他们在获得奢华生活趣味的稳定心理状态的同时，也获得了稳定的嗜美艺术趣味心理状态。”[31]对声色的崇尚，驱使西晋诗人青睐那些表现声、色、味之美所需要的意象，于是，婀娜女子、雅舞清音、玉盘珍馐、琼佩芳袖，频频出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将其渲染得五光十色、华丽无比。且看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此诗从汉乐府的《陌上桑》演化而来。古辞《陌上桑》极力用衬托的笔法描绘罗敷的美丽聪慧的内在美，但在陆机笔下，为了更加细致的描写女子容貌之美，诗人在藻饰上煞费苦心，娥眉喻作“翠翰”，美目比作“玉泽”，状其歌舞谓：“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绮靡的声色之美。就连张华的《轻薄篇》，这种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诗，在对统治者的豪奢生活进行批评的同时，也不知不觉把过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声色的渲染上，如“甲第面长街，朱门赫嵯峨。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酝醝。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美女兴齐赵，妍唱出西巴。一顾倾城国，千金不足多”（张华《轻薄篇》），使原本戒世的乐府诗也有了几分华丽的成份。这更不用说像潘尼《皇太子集应令》这样专门描写奢华生活的诗，曰：“置酒宣猷庭，击鼓灵沼滨。沾恩洽明两，遭德会阳春。羽觞飞醽醁，芳馔备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铎振。长袂生回飙，曲裾扬轻尘”（潘尼《皇太子集应令》），正是诗人在表现对于物质、色彩的富丽堂皇的追求中，使得辞采趋于绮靡。上述种种，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为绮靡诗风的兴盛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综上所述，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必须同时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二是创作者的普遍心理心态，三是社会历史状况的制约。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正是“文的自觉”的发展趋势、寒素文人的功利性心态以及当时崇尚声色之美的社会风尚三方面合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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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赵辉.厚生与元康文学的词采繁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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