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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因主战而被劾职，由京西携眷南归，实为逃难，在“南来避狂寇,乃复遇强胡”（《杂兴》）时“兵间脱死命如丝”（《寓叹》）、“几不保头颅”（《杂兴》）。记事之初便颠沛流离使他对金兵的践踏欺凌充满了仇恨。南渡后，陆宰结交的都是骨鲠气节之士，陆游后来在《跋傅给事帖》中谓：“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5］2290其《跋周侍郎奏稿》中亦曰:“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韩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6］在此“国势危蹙”之际，“忠臣烈士忧愤感激之举”（同上）更深深地坚定了他“少年志欲扫胡尘”（《书叹》的决心，使他愿誓死“拥马横戈”（《秋怀》）、“手枭逆贼清旧京”（《长歌行》）。
此外，陆游从小就身受儒家思想熏沐，其师曾几言传身教的爱国主义教育又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慕在经世”(《喜谭德称归》)，认为“君子之学”的最高境界是“尧舜其君民”(《跋吴梦予诗编》)，所以抗敌御辱，忠君报国成为萦绕其一生的情结。但其仕宦生涯却偃蹇蹭蹬：他28岁参加进士会试，“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7］12057孝宗即位后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陆游摩拳擦掌致力于抗金事业，提出了很多用人行政方面的建议，希望统治者能励精图治，光复中原。但由于张浚举兵北伐时,部下将领不和,加之投降派掣肘,抗战终于受挫。朝廷又立即动摇,走上屈膝求和的老路。乾道二年，陆游也被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5］2290的罪名,罢黜还乡，这是陆游仕宦生涯的第一次较大的挫折。闲居5年后，出于“俸钱虽薄胜躬耕”（《雪晴》）的口腹之役，他又做了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将其召至南郑幕府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此时陆游48岁，这是陆游一生中唯一一次轩昂壮烈的戎马生涯。他深感振奋，开始了亲临前线“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抗金斗争，积极为王炎出谋划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7］12058但陆游的意见还未被采纳,他北伐的希望和计划就破灭了。同年9月，王炎被召回京，旋即罢免，幕僚遣散,陆游又回到成都，流徙于蜀州、嘉州等地，做了地方闲散小官。这次挫折使陆游深感“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后日益颓放，自号“放翁”，终于在淳熙五年，54岁时离蜀东归。晚年的20余年几乎都在山阴过着“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沁园春》）的生活。
2.身寄湖山，心存河岳——陆游的矛盾心态
终其一生，陆游都被一种矛盾情结所困扰。仕与隐，出世与入世常常使他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他骨子里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但同时又挚爱着宁静的自然。他自称“爱山入骨髓”（《晨起看山饮酒》），“平生爱山每自叹，举世但觉山可玩”（《饭三折舖舖在乱山中》）。所以，做官时，他一方面强烈渴望着能经世济国，一方面又魂牵梦绕着家乡的山水，而罢归后，在享受湖光山色之美的同时又恨不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观大散关图有感》），痛心疾首地惦念着北国尚未收复的失地。
陆游为官时就曾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希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绊，象张志和《渔歌子》中的渔父一样，自食其力，自足其乐。他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从敕令所删定官调升为大理寺司直时，住在临安的“百官宅”（下级官员居所），有两间小屋子，因其“甚隘而深，若小舟”，故名之曰“烟艇”，并作《烟艇记》以记其事、述其怀：
……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沓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锄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获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
虽然，万钟之禄，与一叶之舟，穷达异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欤？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者……”
为了家国陆游舍弃了自然，然而官场的大门却拒绝向他开启，无奈他最终又回归到了山水中疗伤，正如孟子所言“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HK]
一颗赤诚报国的心不得已转而“嘲咏风月”，充满了伤感、焦灼与愤懑。
林语堂说过：“中国人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然而他们浪漫的一面也许比现实的一面更深刻，这一点表现在深刻的个性中，在对自由的热爱中，在乐天的生活态度中……在内心里，每个中国人都想当流浪汉，过流浪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依托，在儒教控制下的生活必将是无法忍受的。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这就是每个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而失败时变成道家的原因。道家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8］林语堂所言的道家“游戏”情结——对自由的热爱，其实也是在潜意识里自始至终伴随着陆游的。当兼济的理想一再受挫，当时事维艰、国运衰微，英雄却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时，它便冒了出来，上升到了意识层，成为拯救焦灼不安心灵的一剂良药。但一旦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给儒家营造了适宜的土壤，道家便又只能让位而不得不做陪衬了。二者似乎是一对好兄弟，是主人的左膀右臂，但似乎又要时不时地争宠，想证明谁才是主人的最爱。它们是矛盾的，其实主人更矛盾。常常举棋不定，左右徘徊，在兼济与独善之间痛苦地游移。白居易曾提出过“中隐”的思想 ：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日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HK]
在白居易看来，中隐也是一种吏隐，他以散官、闲官为隐，在“小隐”与“ 大隐”之间寻找到一条折中之途，既可免除饥寒之患，又可躲避朝堂的纷争，而在为政之暇的登山临水中，在壶中天地的杯酒声色中尽享欢乐闲适。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唐·崔珏《哭李商隐》）的陆游虽然“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六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但却又“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登塔》)，似乎正应了白居易所言的在他看来恰到好处的折中之选。正如陆游62岁赴知严州时，孝宗对其所谕的颇有人情味却又意味深长的话：“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 ［7］12058希望他去做一位悠游山水的田园诗人,别再操心什么北伐复国之事。所以仕宦时常常“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双头莲》）的他过的几乎就是白居易描绘的“吏隐”的闲散日子。在不能全然“忘机”的隐逸生活中，在梦幻般的自然美中，他一方面似乎在展示自己诗意的栖居，在努力趋近旷放与超脱中放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而凸显自己自然人的角色，接近与感悟着自然中的一丘一壑、一花一草，藏其知虚其念，使个体生命与世界本体浑然相融，在融合中淡化人生的痛苦，在悲剧性的陶醉中化生命的痛苦为审美的快乐。而另一方面他虽伏其身却又不愿闭其言，常常借助于酒与诗词，在“醉”的境界里，在诗词的艺术世界中肯定自我，肯定人生，唱出自己至死不渝的许国丹心和激昂意气，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撼人心旌、启人心智的精神财富，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为其一生郁郁而扼腕叹息，为其精诚执著心存魏阙而感慨万千。
［参考文献］
［1］ 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9.
［2］ 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平:朴社出版社,1928：29.
［3］ 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 .
［4］ 于北山.陆游年谱［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74.
［5］ 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M］//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十［M］//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2281.
［7］ 脱 脱.宋史·列传：卷三九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25.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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