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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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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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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遗臭万年何用!”(《海角遗编》第三回)对于南明政权，无疑又寄托了中兴之梦，因此曰“今日商盘再奠，汉鼎重光，必至诚深求，大创一番。”而最终中兴无望，成为遗民的小说家选择了“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的生活，虽然“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失，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但兴亡之感又岂能转瞬即逝?
综上所述，此时期易代小说普遍具有强烈的亡国情绪，不论是明亡之前的殷商之鉴、隋之教训，还是亡国具体画面的再现，亦或是亡国后的悲恸与反思，都蕴涵着亲历易代的士人痛入骨髓的悲哀。同时，这种悲哀随着大清王朝的定鼎，又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抑制，甚至有对新王朝的接受与歌颂。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康熙年间，影响了易代小说第四阶段的创作。
四、清初中叶(康熙至嘉庆朝)
此时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康熙年间，一是雍乾之后。
顺治初年到康熙中叶，是清朝统治比较宽松的时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一些著名的抗清遗民并未加以惩治，如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未加禁锢；对于征召不至者，也未加治罪。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些遗民学者，讲学著书，“众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鲁迅语)，也无甚顾忌。一般文人的言论著作，也比较自由。因此，康熙年间的易代小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崇祯、顺治年间的易代之思。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定本、褚人获《隋唐演义》等。这些小说，无疑延续了前一时期小说对兴亡的感慨，有着沉重的历史感。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小说家对易代兴亡的感慨逐渐不如前一时期的深切与强烈，而更多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理性思考。如刊于康熙二十三年的《隋唐演义》虽然素材还是以往的素材，但作者却已在此间充入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故事，且认为隋唐两朝的覆亡根源是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轮回。
康熙后期，一方面明末遗民大都自然消亡，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另一方面，清王朝也通过镇压、羁縻的双重策略，加大了思想文化的控制，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信号。“《南山集》一案，对于一代文章甚有影响。这不仅因为名世之死，可为鉴戒；更因为方苞被赦，可为楷模。”雍正统治其间，文字狱迭兴，其政令之严，也甚于前代帝王。乾隆为政，颇似康熙，在位其间，文治武功，号称极盛。通过这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清王朝也迎来了它的“康乾盛世”。如此盛世光景，势必增强民众对王朝的认同感，也势必催生盛世之文。因此，饱含沧桑感慨的易代文学逐渐不合时宜，《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以《外史》触时忌”，搬演“儿女之情”、“兴亡之感”的洪升、孔尚任也相继被黜，易代小说也逐渐走向衰弱。正如陆机《辩亡论·下》所说：“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字，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盛世光景下仅有的易代小说的主题又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即开始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清中叶(主要是乾隆朝)的历史小说“不再像人清不久时的作品主要是在抒发亡国之痛，而是着重渲染开国之兴，歌颂唐宗宋祖等应天顺人，澄清海宇而得有天下的‘真命天子’。”这类作品以《飞龙全传》为代表，此书敷演宋太祖赵匡胤怎样由“潜龙”变成“飞龙”的过程，歌颂的是赵匡胤的侠义风范以及为开创大宋天下，还民以太平的赫赫功勋。虽然此书寄托了作者的“郁结之思”，但这种“郁结”主要体现为对世道人情的感慨与个人的失意，而不是亡国之悲。《北史演义》叙事自北魏末年始，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其中尤其突出北齐的立国故事以及北齐的开国帝王高欢。这些小说从素材而言，无疑都有亡国之要素，然而，小说家无一例外都忽略了此要素，而看重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作品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气，而无王朝覆亡的感伤。
纵观元明清朝的易代小说，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废”——“兴”——“废”——“兴”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些抒发浓烈兴亡感或亡国之音的作品，是易代小说的代表；而歌颂真命天子定鼎寰宇的易代小说，则更多地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其艺术感染力也难以望前者之项背。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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