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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抑或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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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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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正所谓“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21]，一切的权力都应汇集于君主手中。无为而治对君主专制构成了现实的障碍，其最终被统治者抛弃亦属必然。
第四，道家思想与君权神授相抵触，强化王权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将君主“神化”，使君权崇拜变成臣民发自内心的信仰。祭政合一是古代王权与生俱来的一块胎记，将君权神化有利于实现君权与神秘主义的完美结合，客观上进一步把君主和整个社会群体分割开来，使君与君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因而，自西周以后，一切君主均被打上了神的烙印。“君，天也” [22]，“王者天之所予也”[23]的论述不绝于史。而道家却主张“君者也，外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以执也。”[24]然而，这种“无智、无能、无为”之君如何能代表“天”呢？汉武帝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思想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正是道家思想所不具备的。
三
自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了“大一统”、“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三策，汉武帝便接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用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思想作为统治工具，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均加以沿用，奠定了儒学的统治地位。然而，以道家为主的其他思想却远没有销声匿迹，始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不时闪现出智慧的光芒。究其原因，仍然要归溯到王权主义。
按照刘泽华先生的观点，王权主义是中国古代一切人文思想的最终归宿。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王权主义自身需要使然。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幻要求统治者不断采用新的统治思想来适应新形式下政治系统的需要，这种新统治思想应当在保证不损害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尽可能丰富其内涵，以达到有效解决各种复杂多变的新问题的目的。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以儒学为本的多种思想的合流：一方面，作为官学的儒学本身就融合了包括道家在内的多种其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统治思想的新儒学已与先秦专讲仁义的儒学有了较大区别，它是在先秦儒学基础上揉合了阴阳五行、道、法等等学说。它以讲仁义为主，辅以暴力，二者不可或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儒家学者为争取和弘扬儒学的支配地位而采取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从王权主义本身来说，其内在构成呈一种刚柔二元结构。刚是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即以君权至上为主题的一系列认识。柔指的是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包括天谴说、从道说、圣人尊师说社稷说，纳谏说等等。这些思想与王权主义的绝对化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得王权主义作为整体具有较强的应变性和调节性，这是王权主义自身发展和巩固所必备的因素。而恰恰这种柔性结构离不开包括道家在内的多种学说的支撑，这是道家思想历经千年始终未曾堙灭的重要原因。
道家思想本身与王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内适性是其存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主导思想的根本原因，而其自身与生俱来的“超脱”“无为”注定其必将为儒家思想所取代。王权主义自身刚柔二元结构对道家思想的需要使其因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而历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4]《论六家要旨》。
[3]《报朴子》。
[5]《汉书·艺文志》。
[6]《新书·至德》。
[7]《诗·北山》。
[8]《管子·形势解》。
[9][10]《庄子·马蹄》。
[11][12]《庄子·胠箧》。
[13][14][19]《老子》五十七、六十、三十八章。
[15]《新书·亲疏危乱》。
[16]《论积贮疏》。
[17]《新书·时变》。
[18]《新书·治安策》。
[20]《慎子·民杂》。
[21]《管子·明法解》。
[22]《左传·宣公四年》。
[23]《春秋繁录·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24]《吕氏春秋·分职》。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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