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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是利用了同藏于“永耀楼”的万历蟬隐居《才鬼记》刻本，节录后伪题“唐郑黄撰，明梅鼎祚重订”，节录情况如下：正文基本相同，标题有较大改动，梅氏考订文字、出处说明被删略，且同题多篇时仅录其一。
《唐人说荟》与《唐代丛书》分别是刊刻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文言小说丛书，后者是王文诰翻刻前书并改题其名的产物，因此，二者属于同一系统的刊本。与前书相比，后书刊刻不够精良，有不少错字、漏字的情况。此外，二书虽具有收录小说文学色彩浓重的优点，但都对明人的伪书缺乏考证。其他情况如下，二书题署与《合刻三志》同，篇目增加了两篇——《酒徒鲍生》和《钱起》(乾隆五十八年的《唐人说荟》本)；其中《酒徒鲍生》篇与存目丛书本的对应篇目《谢希逸江文通》文字差别大，删去了一大段“长须(江文通)和紫衣(谢希逸)对当时写诗、科举、选贡中不良风气的批评”。如前，《唐人说荟》、《唐代丛书》本《才鬼记》应是从《合刻三志》本翻印后改换了题署。可见，上述《才鬼记》三种版本的都应与余姚谢氏永耀楼藏万历三十三年蟬隐居本有某种承传联系，这些也充分证明了李剑国、宁稼雨两先生的观点——它们都应取自梅鼎祚《才鬼记》，并妄题撰者以充古书。笔者认为这两个本子都沿袭《合刻三志》、《唐人百家小说》的伪误，因而，它们都是梅氏《才鬼记》的删节本。
《龙威祕书》是清代马俊良所辑的杂俎类小说集，其四集收有《才鬼记》十三则。基本情况与《合刻三志》等相近，文字表达与《唐代丛书》本有些差别，如《长孙绍祖》篇中叙箜篌少女劝长孙绍祖饮酒吟诗，《龙威祕书》本为“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而《唐代丛书》本则为“……才口数杯，女复歌……”。其增加的《酒徒鲍生》篇也删去那段议论，文本情况更接近乾隆五十八年的《唐人说荟》。这些都说明此本虽也取自梅氏《才鬼记》，但改动情况又与上三本略有不同。此外，《龙威祕书》扉页内分集目录注明“四集晋唐小说”，而第四集内注“晋唐小说大观”，由此可知，该《才鬼记》实际就是晋唐小说大观本；因为《晋唐小说畅观》也是马俊良所辑的一部文言小说集，如前所述，它们的题署也是不太可信的。
《鸣野山房书目》著录的《正快书》五十种，其最后一种也是《才鬼记》，旧题“练江闵景贤纂”，这其实就是明末闵景贤所辑《快书》卷五十的“梅禹金删本”《才鬼记》。笔者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天启六年刻本《快书》与万历谭氏刻本比较后，有如下发现：一是《快书》本《才鬼记》并不是“唐郑黃撰”，而是“梅禹金删本”。二是闵景贤采自梅氏《才鬼记》达75则(如果把《聂通志》所含四则分开计算，则刚好为78则，与李剑国先生统计一致)。三是《快书》选录，既删标题，还删除、移动梅氏所撰说明性及考订性的文字。四是是除《聂包》、《岑之元梦韦琳所赠》、《慕容垂》、《幽州衙将妻》、《峡中白衣》、《李后主》、《聂通志》诸篇外，其余各篇删节、改动情况非常复杂。这些正是梅、闵二人在思想意识、小说观念以及编纂方法等方面的有意味的差异。下节将详述，此不赘述。
《绘图历代才鬼史》(上海古今图书小说社宣统三年铅印本)，是梅氏《才鬼记》的一种整理本；还是第一部配图的《才鬼史》，其中有题署“步青云”的《吴王女紫玉》、《韦检姬》等12幅精美插图。与上各删节本不同，选录中，《图绘历代才鬼史》有意突出“史”的线索，即是按时代先后顺序节录故事，最后总成八卷。宁稼雨先生认为该本“八卷，系十六卷本之前八卷”，此论大致不差，但该本在故事时代归属、具体篇目及所拟标题与万历蟬隐居本不完全相合：时代归属方面，该本把万历蟬隐居本中原为晋《郭翻父》、《李留之》、《吴平门鬼谣》和后汉《崔少府君女》、《陈阿登》统归人汉代；具体篇目方面，此本卷四比蟬隐本少了《魏朋郑琼罗》一篇；所拟标题方面，也有不少差异，如《沈青箱》改为《沈约子青箱》，《王氏子妇》误为《王氏子夫》，《巴陵鬼词》为《巴陵鬼诗》，《王绍隔窗人》为《王绍隔窗人题诗》，《聂通志》下属标题的细分不同。可见，中州古籍出版社以此本为校注《才鬼记》前八卷的依据，这样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静观主人自得斋主人为该书所撰的序言，在梅氏《才鬼记》接受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可见，尽管四库馆臣的贬评，使得明清学界乃至普通读者对梅氏《才鬼记》很陌生甚至轻视；但以足本、节录、删节、改动等为表征的多样接受，仍然客观存在。这些不仅足以反映梅氏《才鬼记》的客观影响和独特魅力，而且也为今天研究它的流传与接受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三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并不纯粹从“纯小说”或“纯文学”角度来编选，相反，文化学术文献倒是他们经常采用的角度。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集编纂的一个特点，梅氏《才鬼记》编纂也不例外，将它与其他节录、删节和改动本一比较，就更能凸现这一特点。
在选录《才鬼记》的过程中，《合刻三志》、《唐人说荟》、《龙威祕书》、《快书》、《旧小说》等编者，对“梅鼎祚对故事异文的考订、文献出处的说明以及备考资料的辑录”等的价值都认识不足，所以都将这些资料删除殆尽了。现以《夷陵馆女郎》(除《快书》本无题外，他本皆为《刘讽》)为例说明，该故事后本有别体字数行如下：
《玄怪录》○《王直方诗话》云：“明月清风，良宵会同”云云，此《广记》所载鬼诗也。山谷云：“当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苏公以为‘邯郸宫中，金石丝簧’，此两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极难得耳。醉中为余书此。”张文潜见坡、谷说鬼诗，忽曰：“旧时鬼作人语，如今人作鬼语。”二公大笑。○“下憩”，一作“不寝”。“游行”作“游乐”。“将”作“浇”。“太山府纠成”作“太山府君纠判官”。“诸余”作“朱余”。“深吃”作“请吃”。“伤”作“事”。“梦申”作“梦长”。“又”作“浓”。“屈”作“命”。“连咳”作“嚏咳”。
从异文考订来看，梅氏选录的正文显然要优于后列异文，原因有三：一是前者更贴合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如“深饮”与“请饮”；二是前者与本文“雅洁”的语言风格更谐调，如“下憩”与“不寝”；三是前者纠正了故事传本中的一些错误，如“太山府君纠判官”与“太山府纠成”，这些都是梅氏精心考校的成果。有意味的是，梅氏从《王直方诗话》中选辑的这段苏、黄、张三人谈论鬼诗的逸事，还可以丰富读者对原故事的理解和接受。虽然编纂中重视文字考校、版本出处、辑录相关佚事的做法，并非始于梅鼎祚，但能在明人编书业普遍不注出处且妄删妄改的恶劣作风之外做到这些，足以体现他独特的“学者之眼”和“治学之心”。毕竟与普通书商为盈利编书不同，梅氏于文化编纂中更多地寄寓自己“勒成一家”的价值追求，其撰于壬午年(1582)的《答仓院张公》”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梅氏在文中除了表明对张公的知遇之恩的感谢之外，还特别吐露自己不甘平庸而锐意撰著的心声，原文节录如下：
尚需网罗旧闻，退论书策，庶几以勒成一家。澡身励行，耕约自理，赋税践更，公私具给……非能托空文以自见，依附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亦非能口无择言，履无错举。斩然自列于君子之林也。
该年梅氏为邑粮长，虽然此后仍应乡试和贡举，但他已经认识到，要“列于君子之林”，就要凭借“勒成一家”的著述。当万历壬辰年(1591)应贡失利后，他更坚定自己这一选择，毅然决定不再走科贡之路，而专心学术研究及撰述。事实上，中晚明时期的文士除了科举出仕外，完全还可能以学术研究和书籍编纂的方式获得生存和发展。《快书》的编纂者闵景行也是如此，“不受世纤毫之束”(何伟然《快书五十种序》)，所以能成为梅氏《才鬼记》的赏识者和推广者；不过，也许是版刻、销售或其他原因，他对从《才鬼记》选录的七十多条进行大量删节，此处主要梳理和探析这些删节情况：
一种情况是，将原文中“有关环境背景、人物对话、情态动作的叙述和描写”删除，如《田洙遇薛涛联句记》篇，对薛、田二人对话删减过多，致使薛涛聪慧、痴情的形象大打折扣。再如《张贵妃》篇，将女主人公感怀身世的大量说白删除，则严重削弱了故事原有的历史意蕴。这类删除往往有损于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发展以及整体意蕴营造。当然，闵景贤的删略也有些合理的地方，如《我鬼诗》，闵的删减使得整个故事发展更合情理。总体而言，这类删略虽然保持了故事的主干部分，但将“描述故事”变为“记录事件”的不良取向还是弊大于利的。另一种情况是，依据己意对故事中的关键叙述、描写及议论等所做的删除和改写。如《周秦行纪》篇，他仅保留薄后、王嫱、戚夫人、太真、潘妃的赋诗，使得本来丰满、曲折的故事情节荡然无存，此外，还删去宋江万里《(周秦行纪)论》。又如《沙中女子》篇，本为线索人物赵合讲述“沙中女子”和“紫衣丈夫”二人有才却遇人不淑的两个故事，也许是受梅氏原标题的影响，也许是对梅氏此篇主旨的认识不足，结果闵氏竟将“紫衣丈夫”的故事删除殆尽。事实上，删除或改动故事中关键性的情节叙述、情态描写和抒情议论，其结果往往就是对梅氏《才鬼记》原文的颠覆。典型如《法僧遣祟》篇，本为描述“多情女才鬼爱慕书生”的故事，可一经闵的改写，竟变成了驱逐鬼祟的故事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闵氏竟弃《才鬼记》原文不用，而将稽考文字中的逸闻移为正文。具体而言，《楚小波》篇用《东坡志林》中秦太虚讲述的类似故事取代原文，而梅氏原故事实际上比秦太虚讲述的故事更生动。《湘驿女子》篇，竟将考注中洪迈《容斋随笔》的另一段记载录为正文，变“湘驿女子吟诗事”为“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诗事”，但二者的叙事艺术水平都不高。尽管这类情况很少，却仍值得重视，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闵氏对梅氏《才鬼记》的接受不仅注意故事本文，还延及考辑部分；这也正好说明了，梅氏为每则故事精心搜辑、撰写的考注文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这三种删节，反映了二人在编纂方式、小说观念、思想意识方面的差异：首先是，与闵氏选编畅销通俗读物不同，梅氏致力编纂学术读物，所以很重视编纂中的精校、广辑和注出处；这些差别，既是梅氏文化文献意识的体现，也是他“博习古今之故，达会通之观”学术气魄的折射。其次是，梅氏比闵氏更重视故事情节的铺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尽管由于受文献原貌的制约，梅本《才鬼记》某些篇目也是粗陈梗概，但就大多数篇目来看，尤其是他个人创作的篇目，还是很能说明这点。最后是，对同一故事的不同处理，也可见梅、闵思想上的部分差异。如《酒徒鲍生》是梅氏从《太平广记》全文辑出的，但《快书》、《龙威祕书》、《唐人说荟》等本却将其中那段议论国家科贡制度的文字删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应绝不仅是他突出的文献意识，更重要的是他对这段议论的体悟比他人深刻得多。少有文名的梅鼎祚在科贡途上蹒跚了二十多年，等到万历壬辰年醒悟时，他不禁为自己“大者不能乘时奋力以佐公家，章明大教；又不能编蒲缉柳提纂微言，以俟来者”惭愧和感慨不已。一句话，贡举、科考带给他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作为书商的闵氏，尽管有版刻、销售等的顾虑，但他和朋友何伟然毕竟能慧眼识珠，认为梅氏《才鬼记》是一部不束缚人心且“能开英雄”的好书。所以，我们仍需看到，同为从传统“学而优则仕”途中退出的士子，他们的《才鬼记》编纂还是体现了一些共通的思想，如闵对《才鬼记》主旨的准确概括，无疑已获鼎祚之心；又如他们都肯定“情欲”、张扬“文才”、“批判现实”，这些正是他们同受晚明思潮熏染而成的非道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人的小说编纂是一种文化理解的方式，梅鼎祚以编纂《才鬼记》的方式来传递自己对“古今才鬼”的理解和赞美；而《才鬼记》流传过程中，《合刻三志》、《唐人说荟》、《龙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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