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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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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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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研究中交流沟通。然而，从总体看，这些文章多集中于一位诗人或某篇作品在某一时段的影响，将元白诗派作为一个群体研究其接受状况的，可谓凤毛麟角。
柳宗元、刘禹锡的研究也存在相似的情形。据统计，20世纪关于二人的研究成果，柳宗元约为1 080项，其中专著43部、论文1 037篇；刘禹锡约为286项，其中专著19部、论文267篇。而关于柳宗元的研究已经建设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即“柳学”。然而，即使取得了这样可喜的成绩，刘、柳的研究中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如柳诗研究甚为冷清，成果总数大约只有50项，与柳宗元思想研究、柳文研究的过热形成了很大的落差；刘禹锡研究中，虽然诗歌占主要分量，但相对于刘氏在诗歌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来说，其创作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供开掘和发现的余地还很大。与韩孟、元白诗派相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学界对刘、柳诗歌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明显滞后。要弥补这一不足，除了需在基础性的文本研究上深化和拓展之外，还要立足于动态的文学史观，参照早先人们对该作品的经验史，探讨他们的诗歌在后世传播并被历代读者接受阐释的脉络和过程。
当然，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柳、刘诗歌在后世的传播和接受，并作了相应的探讨。柳诗方面，陈文忠《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一文开风气之先，细密爬梳了《江雪》在宋明清三代的传播接受过程，并确立了苏轼“第一读者”的接受地位[24]。王锡九《宋人对柳宗元的评价》着重对宋人接受柳宗元的态度进行了梳理，从中勾勒出从北宋至南宋诗评家们接受内容和态度的变化[25]。关于刘禹锡诗，研究成果有卞孝萱《刘禹锡与晚唐诗人》、《刘禹锡在两宋诗人中的影响》、《<竹枝词>的贡献及刘禹锡在宋以后的影响》三文(注：此三文收录于专著《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吴汝煜《论刘禹锡诗歌的影响》[26]一文，内容都侧重于探讨刘禹锡诗歌在后世产生的影响。但传统的影响研究，主要还是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估的参照系，依附于作家作品论而存在的，其出发点和侧重点都在作家作品方面，旨在说明他们在哪些方面给人哪些影响，而较少考虑接受者之所以受影响的理由和原因、以及如何接受影响、接受影响的意义何在等问题，从而也就未能真正体现出读者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所以严格说来，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接受史研究(注：对于影响和接受的关系，蒋寅《中国诗史上的接受和影响——以大历诗人对谢月兆的接受为例》一文曾有简要论述，此文收录于其专著《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柳诗歌在问世以后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实际传播过程，不同时代的接受者是如何认识和解读刘、柳诗歌创作的，接受者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原因，其间的发展变化有无阶段性特征，等等问题，还都有待于系统地清理和总结。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关于元和诗歌的百年研究史，特别是近30年来的研究史，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处。如果说，作为元和诗坛的杰出代表，韩孟李贾、元白张王和刘柳10大诗人及其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并给予此后千余年的中国诗史以巨大影响；而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进行综合的接受学的研究，此前尚未有人做过，那么，在前人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此一诗人群体在中唐以后各历史时段读者视野中的升沉起伏，发展嬗变，深一层了解其文化内涵、文学特征及其给此后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带来的新变，便是很有必要的了。
对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历程的研究，大体可遵循以下思路：以整个元和诗人群为对象，按中晚唐、两宋、金元、明清、近现代诸大时段，描述其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情形，揭示传播接受史的某些特点和规律。当然，如此庞大的一个诗人群体，在中唐以来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其传播接受的历程纷繁复杂、起伏多变，内容极为丰富。要想面面俱到，巨细无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可以以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和刘柳两大诗人为主要线索，按三大版块安排布局，抓住紧要方面，突出重要时代和重点接受者，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发明和创新。
就时代而言，宋代在元和诗歌接受史中意义重大，所以应是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研究中花笔墨最多的一个时代。对于唐诗接受史来说，宋代有其特殊意义。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必须在诗歌领域中开疆拓土，在题材、手法、意境各方面力辟新路；而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因此宋人在唐诗的文本整理、评点诠释、理论阐发、创作继承等方面，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和奠基作用。如韩愈的以文为诗、笔补造化、雄奇险怪等鲜明的创新特征，都备受宋人关注。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王安石、王令、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是韩诗的重要接受者。李贺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虽受冷遇，但南宋后期渐被发现，开元代崇贺风潮的先声。贾岛在宋代初期、末期先后为晚唐体、四灵、江湖诗派等诗人群体趋摹，也是对宋代诗坛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白居易的平易诗风为宋初王禹等人效法，形成白体；苏轼则全面继承了白居易的生活理念而又有新的发展和超越，形成独特的人生范式。至于刘禹锡、柳宗元，更在宋代形成道德与文学的双重接受，大致规范了后人的接受方向。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花力气探查和发掘。
就接受者而言，我们以为应当突出每个时代重点读者的地位和意义，尤其重视在接受史中有重要意义的“第一读者”。如韩诗接受史中的欧阳修，李贺接受史中的杜牧，白居易接受史中的王禹、苏轼，张籍接受史中的王安石，柳宗元接受史中的范仲淹、苏轼等，都在前人基础上有独到的发明和创新，他们的阅读经验和诠释观点则被后代读者继承并进一步充实、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此外，在“第一读者”之后出现的能够摆脱陈言、自出新见的“第二读者”(注：“第二读者”系从“第一读者”的概念引申而来，是指那些能突破“第一读者”诠释见解的影响和约束、转换接受角度，并同样可以引导接受方向的读者。)，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元好问对柳宗元与谢灵运诗歌特点相似性关联的发明，便在苏轼指出的柳与陶的关联点之外，另辟新境；叶燮对韩诗之诗史意义的系统阐发，便摆脱了自司空图、欧阳修以来仅就以文为诗、雄奇恣肆等表现手法、艺术风貌评骘韩诗的路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读者”增加了接受的广度、深度，开拓了视角，也是我们应努力探究的对象。
作品创作出来，要进入到接受者的视野中，传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会扩大作品的影响范围，使接受者增多，作品影响变大。因此，元和诗歌的传播方式、媒介特别是作家别集的整理校注，诗歌选本入选量的多寡及其影响力的大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古籍文献已经大批量数字化，网络文史资源也不断丰富，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借助计算机的功能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所谓计量分析，重在通过对数据之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考察研究对象之内部构成、所占比重、时空分布、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明晰的论断，揭示和描述文学现象之性质、特点及其相互作用、演进趋势、整体规律等。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克服文学研究的主观性与武断性，使一些笼统的、印象式的东西准确化、清晰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不足。因此，我们也将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适当地引入计量分析，将元和诗歌在各历史时期被评论界关注的程度、在选本中选录作品的状况以及选本、版本流传等方面的情况数字化，制成表格，进行分析，对元和重要诗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变化、被接受的情况作出较系统的勾勒和描述。
接受美学的理论虽然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搞清元和诗歌在后代的传播接受何以褒贬不一、起伏不定，同一接受者何以重此轻彼，不同接受者何以所见略同，同一时期的接受者何以观点迥异，不同时期的接受者何以后先接武，除了要考察被接受对象的思想内涵、艺术特点，考察接受者自身的心性特质、身世遭际、诗美追求外，还需要对不同时代相类或相异的文化精神进行考察，揭示蕴涵于传播接受过程中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使接受史研究从一维到多维，从平面到立体，才能在使用传统的实证分析等方法的同时，发挥文本分析、心理分析、比较分析、文化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的优长，对元和诗歌与当时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多方位的观照，对不同时段接受状况的总体倾向和线索做出尽可能准确的描述，由此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重点与特点，进而动态地把握这一群体在创作上的特质与其在诗史流程乃至文化史流程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研究思路上，我们虽然作了如上所述的一些设想和勾画，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庞大复杂，涉及时段的漫长久远，可资利用资料的多寡不一，加上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其研究结果恐怕也只能是“半折心始”了。如果在具体的研究中，还能多少有一些新的发现，并能得到读者高明的理解和认可，我们也就略感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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