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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时间:2009-8-8 16:53:54  来源:不详
评家已有深刻的认识。浦安迪在分析中西文学对仗时,就认为中国文学中的对仗较西方更深入更广泛,其原因就在于,它与其说是一种诗意的强化,不如说它是一种自然的说话方式,与中国哲学的二元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还引《文心雕龙》对对偶的解释——“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以说明早在刘勰,中国的理论家们就意识到文学现象中的对仗修辞格运用与他们所体察到的自然之理的关系。高辛勇则进一步认为,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所反映出的与自然之理相应,人文映照天文的观点,亦可以看成是一种感应意识形态,“它也正是帝王权威籍以肯定其权力的一种观念。”高辛勇的这一看法,也可以从古代的修辞学和诗学理论那里得到印证。如皎然《诗式》说:“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就说明了这点。若比照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我们亦可以发现这种研究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辞格研究也可以说是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西方古典修辞学从西塞罗和昆提连开始,将修辞学文本研究分为构思(invention)、布局(disposition)、措辞(elocution)、记忆(memory)、演讲手势和腔调(delivey)五个方面,后来随着修辞学研究重点由论辩、演讲向文体风格的转移,修辞学的五项内容实际上只剩下三项,即构思、布局和措辞,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是措辞。所谓“措辞”,重点研究的内容就是辞格。西方古典修辞学的辞格研究更关注的是辞格的形式,是辞格所能产生的能使文章更生动,更具有风格特色的语言效果,而常常忽视辞格与人类思维和文化心理的关系。而中国古代修辞理论则一直关注辞格所承载的语言文化信息,关注其与民族思维和文化心理的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西方现代修辞批评已意识到辞格研究所包含的思想史、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意义。比如,西方现代修辞学家普遍重视“隐喻”辞格的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弗莱说:“我们也许可以把隐喻视为语言修饰手段的基本形式,或主要的修辞手段,而一切其它的修辞辞格都不过是它的变体。”为什么这样?显然是他意识到隐喻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人类思维的普遍联系。所以,他在分析《圣经》时特别强调隐喻的意义,把隐喻看成是《圣经》语言的一种思想控制模式,认为传统的基督教义只有用隐喻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同样,有的修辞批评家如保罗·德曼特别重视从德国浪漫主义和本雅明开始的“讽喻”辞格研究,认为它优于象征,也在于从中看到了一种解构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力量。我们并不赞成西方现代修辞学家对于某种修辞格的简单分析与肯定,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修辞辞格的存在绝非出于单纯的语言形式和技巧风格的需要,而是与某种世界观、价值观相联系。在这方面,中西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完全可以实现整合与互补。中国古代为什么赋予对偶、对仗、比兴等修辞格特殊的地位,西方为什么又特别重视隐喻、象征、讽喻、借代等辞格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所隐含的中西文学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何在?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亟需认识和研究的问题。
  从修辞批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批评实践的品格。中国古代批评实践品格的形成,与它那种以语言运用为本的哲学美学观念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从语用而非语义学立场看待问题,他们对语言表达意义的真假并不感兴趣,而是特别关注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关注语言对接受者心理和情感意识的影响,所以,发展出一种重修辞效果,重修辞的题旨情境的批评。与西方现代修辞批评所提倡的修辞阅读不同,它不是主体与客体处于对立地位的冷静分析和理性解读,而是强调主体投入对象中,作深入的体验和涵咏解读。在中国古代修辞批评理论看来,修辞理解的意义并不在于把握文本的本义,也不是像解构主义那样“互为本文”式对本文意义进行解构和超越,而是要密切联系题旨情境,体味作者和读者的心志,让读者与作者的情感思想发生深刻的交流。孔子说:“情欲信,辞欲巧”,孟子说:“以意逆志”,韩非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王充说:“心以文为表”,刘勰说:“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朱熹提倡“涵咏玩味”,等等,都表现了这一修辞观念。这也就是陈寅恪在评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提出的同情式理解的观念和方法。以这种观念和方法看待修辞,修辞就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它不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的语义的机械阐释和考察,而是渗透着创造者和欣赏者的情感,表现出其对艺术作品的真正热爱,是其通过对作品文本反复涵咏体验所完成的东西。而这些,也是中国当代批评理论最缺乏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一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重理论轻实践,满足于理论的大叙事而忽视具体文本的考察,忽视对作品的同情理解和深入体察,中国传统修辞理论和批评实践,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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