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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之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美、德两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对英国的殖民霸权造成严重威胁，矛盾深化；在国内，政治局势的动乱和劳资矛盾的深化以及经济的滑坡，激起了国人的抵触。尤其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强大的历史阶段的终结和一个衰落混乱时代的开始。人们对这个号称“日不落”的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产生了失望。在科学和思想方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尼采的宣告“上帝死了”等哲理思想震撼了人们的灵魂，人们对几千年来笃信不疑的宗教产生了质疑，人们陷入了信仰的危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早在1880年就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没有不动摇的信条，没有可信的教条证明不可怀疑，也没有公认的传统不受到消亡的威胁。”［9］（135）人类进入一个无信仰、漫无目的的“迷惘”时代。而战争的死亡威胁更直接地触动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与“颠覆”。
小说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延伸和阐释。这个社会让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指针，他们难免会导演出许多荒诞的道德伦理悲剧。他们的离奇死亡和发疯，他们上演的一幕幕道德悲剧，难道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彻底“颠覆”吗？从这一点上说，小说又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海登•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批评方法上采用‘逸闻主义’来实现其批评工程观念，新历史主义对文本中的零散插曲、逸文逸事、异乎寻常的事物、卑微甚至是不可思义的情形表现出特别的兴趣。”［10］（272）《好兵》正是捕捉了生活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轶闻琐事，让我们仿佛触摸到一段感人的真实历史，让我们仿佛看到一群孤独无依的心灵流浪者飘荡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一个满嘴责任、激情的封建绅士（好兵）在无道德、无信仰、无激情的社会语境中遭受的尴尬和无耐。小说从“小历史”中反映了“大历史”。
对新历史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米歇尔•福柯说：“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围着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在所有的地方出现。”［11］（345）因此，“新历史主义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文学史，将‘历史语境’从根本上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它通常是通过研究文本与权力关系的关联方式来显示其文学观点的 。在它看来，历史的丰富内涵与‘权力关系’这一轴心观念相关联并受后者的制约”［11］（41）。小说悲喜交加又富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充分体现了这种权力关系：一边是利奥诺拉与贝海姆在教堂里举行热闹的婚礼；一边是道尔经受着亲人、朋友的死亡和疯癫的悲怆。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作者运用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达到了社会能量的“协和”，即在“颠覆”和“抑制”中最终是“颠覆”性力量的让步，“抑制”性力量的圆满结局；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者对压制人性的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挑战和质疑，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12］（465）“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12］（465）虽然“抑制”性力量最终以死亡、疯癫收场，小说传达出作者对必然会导致人类走向死亡、疯癫，走向人性丧失的精神荒原的资本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反叛。
作者运用锋利的解剖之刀为我们剖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压抑人性的历史，是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小说为我们捕捉了历史画卷中人们复杂的情感结构，为我们再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也隐隐透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压抑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对金钱主宰一切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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