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常被引用来说明这位作家的魅力和特征。但是，一些研究者和传记作者的担心也是在这方面。
为了证明加缪作品的巨大分量，罗歇·格勒尼埃撰写的传记，就集中对他每一部作品的分析，因为他相信“抛弃他那个家庭的和社会的‘我’”，能“让更深刻的‘我’出来说话”[19]。在加缪去世的时候，法国一位诗人写的悼念诗《在卢马林永生》中有这样的句子：“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中止了对话，但这并非沉默”；“当意味深长的过去敞开为他让路之时……他就在那里正视我们”：这是坚信加缪这个人和他的写作能穿越时空而永恒。桑塔格对此却有一些保留。显然，她对加缪的小说和剧本“常常服务于他在随笔中更完整地加以表述的某些理智观念”颇有微词，认为这些作品都有一种“单薄的，有点枯瘦的”“图解性”的特征。桑塔格说，尽管卡夫卡的小说也极具图解性和象征性，“但同时也是想象力的自主行为”。我想，桑塔格的评述是有道理的。导致这类作品在阅读中发生减损的因素，正来源于本来积聚的特定语境因素的一定程度的消散，表达、图解（即使是很有艺术质量的）的理念与“既定历史处境”发生的脱节，以及在后来的阅读中，作家个人、行动与文本之间肯定会发生的程度不同的分离。因而，如果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过分依赖，或离不开道德和作家个人行为的鼎力相助，并将道德、个人行为和作品评价完全不加区分地混合在一起，那是存在一定危险的。桑塔格对此说道：“艺术中的道德美——如人的身体美——是极其容易消失的”，“道德美易于迅速衰败，转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时宜之物”；这种衰败，有的在作家健在时就赶上了他[20]。“幸存者”的叙述，和对这些作品的阐释有时看起来可能很有力量，然而，最终只有作品留存下来，其它的东西，“都不可能由对作品的体验完整的复原出来”。
这些话，虽说有点“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
[1] 《读<鼠疫>的记忆》，刊于1998年4 月15日《中华读书报》。
[2] 《鼠疫》中的塔鲁在回答“您这是说真心话吗”的时候回答，“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但是，“这样年岁”并不一定就能保证“真诚”。所以，这里只是说“有所”松懈、减弱。
[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相关著述有：《丽瑟》（萨特，罗大冈译，《译文》1955年第11期。这个剧本或译为《恭顺的妓女》、《毕恭毕敬的妓女》），《存在主义简史》（让·华尔）、《存在主义哲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萨特尔，徐懋庸译）、《局外人》（加缪，孟安译），《厌恶及其它》（萨特，郑永慧译）等书籍。另据柳鸣九先生所述，“文革”前中国大陆还出版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见柳鸣九、钱林森《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纪念萨特百周年诞辰》，《跨文化对话》第1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但没有进一步提供译者、出版社、出版年份的资料。
[4] 当时发表了一批论文，如《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评价问题》（柳鸣九，《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1－2期）、《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张英伦，《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萨特和存在主义》（冯汉津，《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施康强，《世界文学》1980年第4期）、《读萨特的<厌恶>一书》（杜小真，《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柳鸣九，《读书》1980年第7期）等。尤其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发生较大的影响。该书收入萨特的部分作品的中译，编制了萨特生平、创作年表，收录国外评论萨特，以及波伏瓦、加缪的相关资料。
[5] 90年代末，我才陆续读到《加缪传》（【美】埃尔贝·R·洛特-加龙省曼，漓江出版社1999）和《阳光与阴影》（【法】罗歇·格勒尼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等传记作品。
[6] 加缪1945年11月15日接受《文学新闻报》采访时说，“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我和萨特看到我们俩的姓名并列在一起，总感到惊讶不已，我们甚至考虑哪天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声明我们俩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拒绝担保各自可能欠下的债务。”虽然加缪对这样的分类“既不希望，也不欣赏”，但这种分类“却陪伴他终身”。洛特-加龙省曼《加缪传》第414页，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7] 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作者序。
[8] 埃尔贝·R·洛特-加龙省曼《加缪传》第468页。
[9] 《今天》发表这篇文章时，作者署为亨利希·标尔，程建立译。当然，正象崔卫平所说，伯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并没有引起注意。他“实际上没有恰如其分地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当他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笼罩之下，关于这位作家的情况了解无多。而当七十年代末期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返回世界，人们重新大量阅读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作品、甚至为了一本新出版的书奔走相告时，却没有将眼光更多地停留在这位战后重要的德国作家身上。尽管八十年代初最新出版的那批书中，就有伯尔的好几本：《伯尔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莱尼和他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小丑之见》（1983），但是比如我周围的朋友中，不管是平时的言谈还是他们的写作中，很少有提及这位当代德国作家的，几乎没有哪一位中文作家表明他受过这位德国作家的影响。”崔卫平《我们在哪里错过了海因利希·伯尔？》（上海，《同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0] 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即使当年的“纯文学”主张和实践，也具有明显的“介入”、“干预”的内涵，即企图剥离、反抗文学对当代政治的依附的状况。
[11] 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俄国思想家》第157－159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2] 因此，卞之琳80年代出出版的文集，谦虚，也多少有点自卑地命名为《雕虫记历》。
[13]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 描述抽象观念、教条对人的生活控制的“正当性”，和人自愿服膺、信仰这些观念、教条，在一些“复出”作家的“反思”小说中有所表现，尤以从维熙80年代初一系列作品最为典型。
[15] 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第123页。
[16] 臧棣《霍拉旭的神话：幸存的诗歌》，载《今天》1991年10月出版的第3、4期合刊。
[17] 这些想法，后来写到《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的第四章《超越渴望》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作者序、引言。
[19] 《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的285页。
[20] “还在加缪的有生之年，这种衰败就赶上了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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