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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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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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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其重个人义气，重兄弟之义上，后者使“义”的理想化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刘备把兄弟之义超于国家、社稷之上，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一反常态拒不采纳一切忠谏，一意孤行。在这里，其兄弟之“义”与恢复汉室的“忠”是相对立的，但也是符合这位以“义”著称的明君的性格的发展的，否则，刘备就不能成其为刘备了。“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就是贵在于“义”。这种高度地美化刘备宁可不做皇帝，不为个人独享富贵而决意赴“义”的那种悲切执着，坚贞不拔的凛然义气，使他的性格更加净化。作品歌颂刘、关、张三人为忠义而生而死的一生，正体现了典型人物悲剧性的完整性，并且也暗示了蜀汉事业将以悲剧而告结束的必然性。
五、结语
通过悲剧主角的性格塑造，可见 “义” 在小说中的复杂性。
就进步性而言，小说所赞美的与“忠”矛盾甚至对立的“义”，已冲破封建的等级秩序和尊卑观念，他以感情认同为纽带，发展了“侠以武犯禁”的传统，其中的朦胧的平等色彩，以及对至情的憧憬，又反映出人民群众冲破旧传统，打破礼教的约束，对新的生存方式的寻求。为替结义兄弟报仇，刘备、张飞以“桃园盟誓”为重，置创业于不顾，决意兴兵伐吴，赵云等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却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张飞更是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中途而逝，吾得独享富贵耶……。”我们姑不记这在政治上是否明智，即以其感情之真挚，信念之忠贞，以身殉义而言，足以摧人肺腑。有人批判刘备的行为是“殉小义而不顾大义”，然而，若从作品的的思想倾向和作者的美学理想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作品的主人公从结义、尽义到殉义，都贯穿着“君臣而有兄弟”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理想。刘、张痛不欲生的感情和坚决为兄弟报仇的信念，正是这种理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刘备、关羽、张飞的一生可谓“为忠义而生，为忠义而死”的一生。这又恰与刘综、袁谭、曹丕的兄弟相煎，同室操戈适成鲜明对照，愈加显示了这种“义”之崇高，这种“义”是高于一切，超于五伦之上的，它已经超越了拜交结盟的狭笼，而被人民群众看作是我们民族所共有的一种精神财富，一种优良品质。由于它吻合了群众心态，并在实际的生活中起到了扶危济困的作用，因之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以至人们可以为之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人们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或公开的社会组织，从事政治，经济的或维护生存权利的斗争，甚至变而为起义造反，直接打击封建统治，在改朝换代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就局限性而言，“义”毕竟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所谓异姓结为一家，情同骨肉，实际上仍未摆脱封建伦常和血缘关系的约束，所以它同“忠义”有着不解之缘，常被利用来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工具。此外，“义”尽管也表现了小私有者在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救困扶危，见义勇为，互相支援，自发反抗的思想品德，具有平等色彩，但这种小私有者的义气仍然是建筑在个人上午恩怨基础上的，常常是短视的，缺乏原则性的，都以恩义为重，不能负“义”。为了“义”，可以不顾一切，不惜采取错误的行为而造成严重的恶果。所以它体现在关羽身上就会出现降曹、报曹、放曹，敌我不分；体现在刘备身上就产生了不顾大局，不以社稷为重，为小义而损大义，导致严重失败的后果；体现在张飞身上则是急切要为关羽报仇而不顾一切，强迫三军限期挂孝亲征，结果反为部下所害。这些种种因“义”而产生的惨痛教训，确实值得后世之人深思。
因此，要正确看待《三国演义》中“义”的复杂性，必须用历史的方法，辨证分析的方法，才能发扬其优良传统，剔除其封建糟粕，这种方法，也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学遗产的方法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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