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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典文学中爱国主义问题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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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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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民族压迫”“任何民族压迫”，不论是新兴的还是腐朽的。他说的是“一切反抗趋势”，不论反抗的是劳动者还是剥削者，他说的是“绝对正确”，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尽管民族间战争错综复杂，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也可以因情况变化而变化，但某一战争的性质决不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四、确立了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作品之后，就自然产生如何评价这些爱国主义作品的问题。
一般研究者对古典文学中爱国主义作品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以及教育意义，都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不少作品表现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今天仍有教育意义。但是，对古典文学中爱国主义作品存在的历史和阶级局限，不少研究提出了各种看法。其尺度和分寸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黄秉泽认为对爱国主义要作阶级分析。尽管在民族斗争的情况下，各个阶级能够保持合作共同对敌，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毕竟是封建社会对立的两大阶级，就矛盾的性质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虽然他们能够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联合，各自的阶级性质仍然显著不同。地主阶级爱国主义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维护地主阶级的财权和特权；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压迫剥削，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都必然加重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而且，封建统治阶级集团的爱国主义是有限度的，其中突出的是爱国同忠君和功名思想杂糅。虽然，他们或从“民心可用”的观点出发，或受儒家“民为本”思想的影响，多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但他们根本不会认识到劳动人民才是维护祖国统一独立的主要力量，没有历史上各族劳动的爱国斗争，就不会有多民族统一的伟大国家。而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纯洁高尚的。他们只要求解除民族压迫，能够安居乐业，不求功名，不贪富贵。北朝著名民歌《木兰辞》，据说是北魏反击柔然扰掠的。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历经十二年征战，胜利归来。天子策勋，木兰一无所求，只求送还故乡，继续从事劳动，这是多么纯真的爱国精神，多么高尚的品质。
张志岳对爱国主义作品二重性提出了自己看法。他以陆游为例，具体说明爱国主义作品的成就与不足。他认为，就作者所写的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来说，由于题材接触问题不同，大致分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比较单纯地描写战争或抱负，矛头指向侵略的外敌而没有直接涉及内部矛盾的，其局限性似乎没有暴露出来，可以无须批判就给以全面的肯定了。但应该指出：作者写的只是梦境，而这梦境实际上是在投降派的压制下无从实现的。这也就透露着这里还存在着复杂的内部矛盾，是作者无法克服的。第二类是从抒写个人的怀抱为主，既针对外敌，同时也牵涉到内部的矛盾。就诗的内容来说，既体现了驱除北敌的英雄气概，也突出了对投降派的愤慨和讽刺，似乎也是无须批判而就可以全面肯定的，但我们也要知道；作者对投降派的愤慨和讽刺，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彻底批判，更谈不上问题的解决了。第三类是针对投降派作斗争而没有直接涉及外敌的。这类诗歌作者写得极少，大概是因为这个复杂的矛盾是作者所不可能解决的，而同时又有所忌讳的缘故。例如《卜算子·咏梅》就是这一类。因而三个弱点：(1)用“群芳”来概括当时投降派，这里由于作者不可能把矛头指向最大投降派皇帝，只好将投降派作内部矛盾处理的结果；(2)孤芳自赏，脱离群众。(3)调子比较低沉。而且，张志岳指出，这些局限性带有普遍意义。[19]
江庆柏以屈原为例，提出评价爱国主义思想不能孤立化，。应在更广阔背景下进行。他认为，评价屈原的爱国思想，应注意面临的两个矛盾：屈原的希望楚国自强与秦的统一的矛盾，屈原的固守楚国与先秦诸子周游列国的矛盾。一、秦的统一是他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才逐渐实现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秦的统一毕竟又是代表了一种进步趋势。其实，屈原似乎忘掉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楚国辽阔的疆域正是在侵占，讨伐、吞并无数小国的领土中逐步扩展起来的。对于这一段历史，屈原常以为荣，秦的统一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并带来这同样的。结果。因此，屈原对楚国的爱恋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在当时也已经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二、人们在研究屈原的爱国思想时很自然地会将其与当时中原思想家及纵横策士加以比较。其实，中原思想家和纵横策士没有提出明确的“国”的观念，而且孔子还批判过“怀土”情绪，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拯救天下，并非专为一家一姓，纵横家中也有怀着个人的目的，但也往往“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做出许多“亦可喜”的行动。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热心救世的心肠，同样是我国民族爱国精神的宝贵财富。相对来说，屈原的爱国思想，就不免显得保守，他仅看到了楚国的利益，没有看得更宽广。狭隘的爱国思想终于使他陷进了深深的悲剧之中。[20]
看来，对古典文学中爱国主义作品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至于具体爱国作家、作品的评价，其范围极其广大。篇幅限制，无法一一罗列。这里要运用解剖典型的方法。以屈原为例来说明研究和争论的情况。
五、屈原问题。
屈原一向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诗人，给予他的作品冠以“爱国主义”的极高评价。但也有的研究者表示怀疑。近来讨论文章日渐增多。一是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屈原的忠君思想。魏炯若认为，屈原政治第一的作风，死不离楚国的气节，都不能构成他的局限。问题倒是在于，屈原所忠的对象是谁?屈原不是不知道人民对楚国的重要，但人民在他的思想里，只占第二位，屈原所终身怀念，且为之沉湘的是怀王。而怀王从军事、政治、外交都说明是地地道道的昏君。而且，屈原知道这一点。既然知道，为什么又对他这样恋呢?第一，可能因为怀王是他的知己，第二是因为“国无人”。[21]胡念贻认为，屈原的思想基本地说来是忠君思想、王逸、洪兴祖的议论不能说不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贾谊、司马迁等人注意到了屈原“逢时不祥，鸾凤伏窜，鸱鸮翱翔”的“忧愁幽思”的一面，即对于当时现实的批判的一面，从而使他的作品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22]
二是有的研究者从战国时“国家”情况出发否定了屈原的爱国主义。封伍昌认为，屈原所处的战国之“国”，是周初所谓“封邦建国”‘之国的继续，并无今日“国家”之含义。它只是“天下”、“四方”、“四海”、“九州”(类似今日之国家)之内的一个地区而已，既无文化内容之不同，亦无民族含义之区别。对于我们来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秦对楚都一样，无所谓“华夏”、“蛮夷”，“爱国”、“卖国”之分。战国时的列国对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割据而已。战国时代，汉民族尚未形成。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主要来源，七国的疆域，都是我中华民族的生存领域。当时各国人民虽然处在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语言上、经济生活上、文化上和心理素质上都有着共同性，故而，战国之“战”是一场谋求封建统一的兼并战争，是正义战争，而完成统一大业的重任，非秦而莫属，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如果将秦的统一说成是“侵略”，将秦说成是‘侵略国家”，将楚等之国说成是“被侵略国家”，的确是违反历史唯物论的。同样，如果把屈原评价为“爱国者”，就既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我国是个多民族大家的实际，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大团结。反言之，如果屈原是‘爱国者”，那么，那些先秦的大思想家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吴起、商鞅、韩非等人岂不都成了毫无国家观念、民族气节、“不爱祖国’而到处奔走的“国际浪人”，“叛国者”吗?[23]
当然，更多研究者仍坚持屈原是爱国诗人的观点。论文很多，提出较为充分的论据者如下；顾易生认为，屈原这位爱国诗人的出现并非偶然，首先是与楚国的社会历史与自然地理条件分不开的。楚在战国七雄之中有其特殊地位，土地最广而又历史悠久。中原诸国原都是宗周的，它们之间当然不会突出爱国的问题，有的是夷夏之辨，并都视楚国为蛮夷，而楚国也与整个中原地区相抗衡。有着较多独立性，其政治、经济、军事有着独特体制，语言、风俗、文化也存在明显差异。这就培植了楚人对自己国家有特殊感情。爱国意识的萌生于此有了适宜的土壤。[24]。
郭维森认为，我们应该从战国时代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认识问题：第一、七国中秦国并非先进生产关系的唯一代表，当时各国都已进入封建社会，秦灭六国并非意味着六国的解放，第二，虽然历史事实是由秦最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但是其余诸国也有这样做的可能性。只是秦由于改革较彻底，战略正确，终于将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第三，秦经商鞅变化之后，军事上取得相对的优势，继而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因此楚、齐等国就有联合抵抗的必要，本来战国时期七国间政治、军事的斗争错综复杂，棍据形势的需要，屈原提出联齐抗秦的主张，完全是必要的。如果说，这是阻碍了统一，那么，南后，靳尚等出卖楚国的投降派，倒成了促进统一的英雄了!这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根据以上三点理由，不能说屈原行动是破坏统一、阻碍进步，而应该视为爱国主义。[25]
黄保真认为，屈原主张抗秦不是反对统一战争，因为在屈原生活的时代，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家、军事家们还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活动所具有的客观历史内容。推动秦国去兼并六国的历史动因，是地主阶级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因此，战争本身就具有进步性和掠夺性两个方面。对于身为楚国大夫的屈原来说，他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秦国的掠夺性，屈原主张抗秦的直接动机就是反对掠夺，保卫祖国的土地、人民，保卫本国统治阶级的财富和权力。从屈原的作品来看，找不出反对天下统一的根据。何况在当时秦统一天下的必然形势还没有形成，“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秦、楚两国统一天下都有潜在的可能性。
[1] 《关于李煜的词》，《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
[2] 《岳飞的爱国主义不能批判继承吗?》，《新建设》1964年7月号。
[3] 两次大的讨论，可参看本书之《关于唐代边塞诗评价的讨论》和《李清照及其词作的评价问题的讨论》
[4] 《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下文引述同此。
[5] 《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东岳论丛》1981年第3期。
[6] 《关于中国历吏上的爱国主义》，《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7]《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北方论丛》1979年第6期。下面引述同此。
[8]《散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文学遗产》季刊1981年第4期。下面引述同此。
[9]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纠正》。1985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
[10] 《三说道德——敬答许启贤同志》，1963年8月19日《光明日报》
[11] 《九曲之战与高适诗歌中的爱国主义》，《文学遗产》季刊1981年第1期。
[12] 《文天祥诗歌的爱国思想初探》，《文学遗产》季刊1981年第3期。
[13] 《彻底批判封建道德》，《新建设》1963年11月号。
[14] 《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江苏师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5] 《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16] 《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17] 《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18] 《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文学遗产》季刊1981年第1期。
[19] 《说陆游〈卜算子·咏梅〉——论封建时代爱国主义诗歌的评价问題》，《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
[20] 《不要孤立地评价屈原的爱国思想》，《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21] 魏炯若《离骚发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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