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参照《金史·文艺传》等史传材料，间有个人发挥之处。作者还以清人的某些论述为基础，对金代文学提出了概括性的看法。书中对于金代文学分为文家、诗家、词家、曲家四个部分。谈到曲家时，吴梅认为“曲盛于元，实创于金。……金时董解元之《西厢》，奉为北曲之祖，至今无异议。而号为元曲四大家，半皆金末遗民。欲不谓之创始，其可得乎！”对于北曲创始于金朝这样一个中国戏曲史上的重大问题，初步提出了富于启示性的看法。当然由于该书过分依赖史传材料，独立钻研作家作品不够，疏误失检之处自难避免。比如以金代中期文学家王寂“登天德二年进士”，乃沿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拙轩集》提要之误。关于王寂的登第时间，《中州集》卷二王寂小传系于天德三年(1151)，以王寂所著《拙轩集》复按，卷二有《天德辛末，家君守官白霫，仆是岁登上第……》诗，“天德辛未”即天德三年，以此可证《四库全书总目》之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亦从《中州集》之说。再如书中在金代文学部分的开篇涉及历史学和民族学方面的问题时，首句即称“金与辽同种，所居在白山黑水之间，即肃慎氏之故壤也”。“同种”的说法实亦大误。盖金代的女真族与我国史书中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注：《北史·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3页。） 辽代的契丹族则与奚同为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注：《北史·契丹传》，第3127页。） 二者族源不同自明。
除了以上二书外，论文方面，则有许文玉《金源的文囿》一文（注：《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专号，1927年6月。） 先于二书面世。该文力图打破“尊华鄙夷”的传统观念，对所谓“完颜氏族的文学”和“‘蔓草荒迷’的金源‘文囿’‘诗国’”加以研究，颇具开拓意义。不过该文将《董解元西厢记》这一诸宫调作品称作“金院本”，则是错误的。文中疏误之处还有一些。比如关于元好问的里籍，该文沿袭元人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注：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郝文忠公集》卷三五。） 的说法，称其为“太原定襄人”，实误。据元好问《乡郡杂诗五首》自注：“余家自五代以后，自汝州迁平定，宋末又自平定迁忻。”(《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三)检《金史》元德明、元好问本传，亦称“太原秀容人”。据《金史·地理志》河东北路忻州条，秀容、定襄均为太原府忻州属县，秀容为州治。虽然《金史·地理志》亦称忻州系“旧定襄郡军”，但不得以忻州与定襄混称。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撰于元好问谢世的当年即1257年，其后元大德(1297—1307)碑本墓铭已改称“太原秀容人”，今山西忻州市韩岩村元好问墓侧所立大德碑碑文可证。上述论著以外，郭绍虞《元遗山论诗绝句》(《中国新论》二卷3期，1936年3月)、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词学季刊》三卷2、3期，1936年)、王永祥《元遗山诗集校勘记》(《东北丛刊》18期，1931年6月)等对元好问的诗论和诗词作品都做了有益的探讨。其中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对于《彊村丛书》校刊的明弘治壬子高丽刻本《遗山乐府》，在考订笺释的基础上加以编年，旁征博引，颇见功力。不过该作亦偶有疏失之处。比如《蝶恋花(戊辰岁长安作)》笺文引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予年二十许，侍先人官略阳(陇城)”句，以“先人”为“遗山之父”，实误。元好问《南冠录引》称“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继叔氏陇城府君”，则“先人”当指元好问之叔元格无疑，好问生父元德明盖终身未仕，“春秋四十有八，终于家”。（注：杨叔玉撰元德明《墓铭》，元好问：《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 又如《定风波(杨叔能归缁川)》笺文称杨宏道(叔能)“金亡仕元”，亦误。据杨宏道《小亨集》卷四《赠仲经》诗序，宏道于金亡前夕避乱入于宋境，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清明后出襄阳摄唐州司户，是岁十二月北迁，寓家济源”，盖宏道仕宋而未仕元。以上便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以前金代文学研究的大略情况。
三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金代文学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冷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除了个别作家如元好问、王若虚，个别作品如《董解元西厢记》偶尔有人涉猎以外，其他则成为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对于金代文学或者基本上置而不论，或者作为宋代文学的附庸一带而过。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忌《宋金杂剧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以及程千帆《对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文史哲》1957年第6期)、陈中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霍松林《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学遗产》增刊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吴则虞《试谈诸宫调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五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郭绍虞《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学术月刊》1964年第7期)、吴庚舜《略论元好问的诗论》(《光明日报》1964年7月19日)、钱仲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香港《艺林丛录》1966年第6期)等。至于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共设十二章，辽金文学作为第十二章；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共设十章，辽金文学作为第十章。这两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影响较大、内容也较为完备的文学史著作，它们能够为辽金文学设置专章，和以往相比体现了对辽金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与辽金文学、特别是金代文学的实际内容相比仍嫌过于简略，而且未能概括出金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规律，在观点上也存在一些可商可议之处。而这一时期和其后台湾以及香港的金代文学研究则比较活跃，学术专著和资料汇编相继涌现。至于大陆的金代文学研究，直到80年代才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伴随着邻近学科如史学、民族学的拨乱反正，封建正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金代文学的重新评价势在必行。
80年代初，《社会科学战线》、《晋阳学刊》等学术刊物分别开辟“辽金文学”、“元好问及金元文化”两个栏目，促进了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90年代和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山西大学学报》、《江苏大学学报》又先后推出“金元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了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若干研究成果，使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势头。与此同时，研究成果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相继涌现了大百科全书条目释文、文献整理著作、学术研究著作和文学史、文学思想史一类著作。其中大百科全书条文如周惠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所撰“金代文学”等18个条目释文，吴庚舜所撰“元好问”等11个条目释文，刘扬忠所撰“王庭筠”等3个条目释文，孔凡礼所撰“归潜志”条目释文；文献整理著作如唐圭璋编校的《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崔文印点校的《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泽编纂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薛瑞兆和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正义和刘达科校注的《河汾诸老诗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凌景埏校注的《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点的《金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凌景埏和谢伯阳校注的《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蓝立蓂校注的《刘知远诸宫调》(巴蜀书社，1989年)、阎凤梧和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等；学术研究著作如孙逊的《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降大任的《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郝树侯和杨国勇的《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胡世厚和邓绍基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金元部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阎凤梧和刘达科的《河汾诸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4年)、朱平楚和朱鸿的《诸宫调概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景李虎的《宋金杂剧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钟陵编著的《金元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周惠泉的《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与《金代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刘锋焘的《金代前期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东润的《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李正民的《元好问研究论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刘明浩的《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李哲夫的《勾栏之音——辽夏金元著名文学家巡礼》(西苑出版社，1999年)、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狄宝心的《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陶然的《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詹石窗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刘锋焘的《宋金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文学史、文学思想史著作如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金代文学史》(台湾贯雅文化出版社，1993年)、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惠泉为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所撰金代文学各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周惠泉和杨佐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罗斯宁和彭玉平的《宋辽金元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上述各类著述和一些重要论文源源不断地相继问世，使金代文学研究形成空前喜人的生动局面。
四
金代文学性质的界定，是关乎研究全局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以往的论著，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和接触材料的局限，大多强调金代文学属于汉族文学的余波遗响。例如郭绍虞即曾指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臼。”（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夏承焘、张璋则认为：“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注：《〈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则以为：“女真人统治下的北中国(即金朝)文学”，“不仅作者绝大多数是汉人，而且作品的思想和风格也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还指出：“由于南北政治的分裂，我们统观金元(源)一代诗歌和南宋诗歌不同，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至于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几乎并无两样。”(《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金代文学植根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结合部，因而实际上乃是一种同中原固有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蕴涵某些新质的文化；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它以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杨义在本世纪伊始曾经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注：参见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指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发展中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文化即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