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少年报》的政论《最近各省之乱警》中说：“专制者召乱之媒也。以今日新风过渡，民智渐开，断不甘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况内政之腐败，固有以激发之耶?”不过，专制统治虽已岌岌可危，但是当时还没有哪个党派可以组织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专制政府；而靠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实权派去实行革命救国，则不啻痴人说梦。作者在《宦海升沉录》中就说，像袁世凯这样权倾一朝的大臣，“固是无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这种见解不可谓不深刻。后来，作者还认识到，靠君主立宪来救国，也是行不通的。他在政论文《论平满汉之难》一文中说：“泰西平等平和之治，皆萃全国之气力精神身家性命，以断头购之，以流血博之，其得之也难。”由西方革命道路的艰难引申到中国革命的处境，深知中国的革命道路更加艰难，因而在《大马扁》中看到改良派天真的改良活动之后，议沦道：“向来各国最贤的君主，还没有肯自弃君权，反畀民权的道理”。因此，“凡立宪民权，自古是要国民流几多血，弃几多头颅，才争得转来。”作者在后期的小说《五日风声》中更是大声疾呼要改变假立宪的现状，明确地概括其政治主张：“政府之所称立宪，唯是改头换面……以为昔之日望立宪以图强者……将仍旧尤效：冈之共趋革命之说。”正足因为不能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轻易得到民主立宪的硕果，那只有革命才可以救国了，所以该书热情地歌颂r流血革命的英雄们。黄小配从《廿载繁华梦》写官场混乱，到《宦海潮》、《宦海升沉录》揭露专制反动，又到《大马扁》发现改良派将无法推翻专制、给中国带来希望再到《五日风声》，作者终于看到了只有革命才可以救中国的事实。由此可见，黄小配的革命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并且这些思想都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
既然封建专制政治已不可救药，那么要革命，就必须排满。因为当时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已腐败透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达到了水火不融的程度，作者曾在政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盖满汉之对抗之分途固由清廷祖制使然，而亦国民之天然性质也。”这种对立有如作者在《大马扁》中转述满清保守派刚毅的话所说的那样：“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满清贵族几乎都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抑汉倾向，他们竭力反对汉族官员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认为“此乃我们家事”，特别是像醇亲土这样的守旧派，更是誓死紧守其专制统治特权，并对汉族官员扬言：“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而汉族志士也固执、狭隘地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立宪，便只能“驱除鞑虏”，此外别无选择。作者在《宦海升沉录》中即以伍子胥为例，说明“异族专制朝家，杀汉人如同草芥”，从而警醒国人：只有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立宪的梦想。
当然，作者主张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不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激愤，同时也是基于对满清贵族统治下官场之腐败的深恶痛绝。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之下，“造反有理”，他说：“乱于文明之世者为反，乱于腐败之世者为义，使时当乱而不乱，是坐视斯民于水火之间，而不为之拯救，此逸民忘国者流，汤武等所不为也。”船此时的清朝就处于“腐败之世”，正因为黄小配对当时官场的腐败有如此深切的认识，所以他才不时地对官场腐败口诛笔伐。早在1904年，他就在《广东日报》上发表政论《何长清之开缺与各武员之革职》，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假洪全福被谋毙的原因是清朝的官员有“升官发财之热念”，“彼劣弁凶徒，狠心辣手，富贵功名之念既迫，亦何事不可为?”…在其他不少文章中还提到官吏受贿、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至因在烟花场中骄奢淫逸而丢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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