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了《中华文史论丛》辑刊，其宗旨与《文史》相似。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古典文学已是国学——文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总集和别集的成书年代与真伪问题、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游关系、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音韵问题、文学专门术语的考释、作家遗事的追溯、作品的辑佚与疏证等等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的考证皆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虽然这些问题是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但却非文学研究所能解决的。因此国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学史上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学的对象存在部分叠合的关系。我们治古典文学如果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仅关注文学语言、艺术形象、文字形式、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情节、作家风格、作品艺术性、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证的学术问题，或者只能借助他人的考证成果，则这种研究是缺乏新的证据而不会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础的不牢固。当然学者治学各有所长，长于论辨、长于考据、长于辞章，或长于笺注辑佚，但能兼善则更可能达到学术高境。总之，我们从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清楚地[注: 语出:《战国策·楚策一》：“ 楚 地西有 黔中 巫郡 ，东有 夏州 海阳 ，南有 洞庭 苍梧 ，北有 汾 陘 之塞 郇 阳 ，地方五千里。]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
　　现在谈到“国学”，每每在观念上仍感模糊与宽泛，将它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这是因为把研究、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不分学术层次地混为一谈了。国学研究是很高深的学问，是少数专家的工作，不是民众可能而又应该了解的，所以顾颉刚不赞成国学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我们研究的主旨是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历史材料，不是要做国粹论者。我们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只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互相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
　　
　　当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会推进中国学术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学研究尽管是关注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问题，但要对它们进行细密的考证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需要有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熟悉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注: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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