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
（一）清代妇女所受封建压迫更加系统化、具体化。
清代女子，从出世到死亡，在人生的道路上，一项项制度、风俗，一股股封建势力，随时向她们扑来，或则窒息她们的生命，或则使她们艰难竭蹶，经历惨澹的人生。女婴降世，立即就有被淹毙的危险。侥幸活了下来，还在幼年就莫名其妙地被定了婚，或者竟当了待年媳，先受一通恶婆、小姑的折磨。明媒正娶也好，童养也好，早婚制度使她们身心还在没有成熟的时期就被束缚在家庭中，没有选择伴侣的权力，只能“听天由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命运交给原来陌生而后又为“所天”的丈夫。夫妻和睦的还好一些，侍奉公婆、丈夫，养儿育女，平安地了却一生。如果家业不济，或夫妻感情失和，还可能被出卖，尝一次另换主人的痛苦。更有不幸的，丈夫早亡，守寡吧，生活难过，并会因孤儿寡妇被人欺凌；再婚吧，要接受种种羞辱，死了也要遭到再嫁妇的谴责，而不见谅于宗党。婚姻中的不幸，她们可能做一辈子贞女，不过她们大多是短命的，婚姻制度的恶劣，使得部分女子反而羡慕贞女，甘愿与灵牌为伍，“槁木死灰”，也不足以形容她们的心情。妇女每走一步，都遇到传统社会制度设下的规条拴缚起来，难于有幸福的人生。
对女子的受压抑来说，婚姻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是最重要的。封建家长为子女选择配偶，从家庭的利益出发，即为传宗接代，光大门庭，保持或提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为此着眼于对方的门第和财产，选择门户相当的结为姻戚。家长们很少以至不考虑婚姻当事人的愿望。家长对子女婚事的包办和对子女支配权，是封建主义的家长统治的一项内容和一种表现形式。包办的婚姻，自然不能使青年男女称心如意，于是造成一些青年人的极大苦恼和家庭的不和，以至出现许多的悲剧。那些被害的青年男女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女子由于是男子的附属物，婚姻的悲剧中她们多是主角，痛苦来得特别深沉。什么时候有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女子的人生权力和人身就要受到无情的践踏。财产的男性继承制度，排斥女性的继承权，这就使得女子丧失谋生的条件和能力。没有自己的经济，生活仰赖于丈夫，从而丧失独立的人格，成为男子的附属和“家庭女仆”。包办婚姻和封建财产继承制是封建锁链上的两个大环套，使得女子寸步难行。
上述女子所受的压迫，宋元以来基本相同，但是清代使女子所受的压迫更加系统化和具体化。
清朝政权极力维护男子对女子的支配权，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已有的压迫女子的制度。这就是阻止妇女再婚的旌表“节孝”，清代规模大，制度完备，超出了前代只给个人树立牌坊的做法，放宽旌表条件，注意于穷乡僻壤搜集节孝典型，在更大范围内给寡妇立集体祠宇，使更多的“节烈”女子受到表彰，扩大守节思想的影响，腐蚀女子的心灵，起了极坏的作用。殉夫、守贞，虽然在法令上表示不赞成，但是实际上却在那里旌表。在清朝，丈夫对妻子的家长（尊长）地位得到法律的进一步承认。如“十恶”第八条“不睦”，《唐律》的内容是“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律文很明确，妻殴告夫属于这个范围。《唐律疏义》特地指出：“依礼，夫者妇之天，又云妻者齐也，恐不同尊长，故别宗夫”。夫妻实质为尊卑关系，怕人不理解，故而律文明白地把丈夫与尊长、尊属并列，强调夫的地位。妻子若谋杀丈夫，此条虽未明言，但“恶逆”条业已载明，此处无须重复。但是，丈夫若殴告、杀害妻子呢？这里没有明确交待，《疏义》讲解说，“但有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无问尊卑长幼，总入此条” 。夫对妻属齐衰服，是缌麻以上亲属，这里不问“尊卑长幼”，就把丈夫包括在里边了，即可以判处丈夫对妻子的不睦之罪。到明代，“不睦”的律文没有变异，然而在适用范围上，不再是尊卑长幼，而是“专指尊长” 。即卑幼对尊长犯杀卖殴告罪，才入“不睦”，反之，尊长对卑幼的杀卖殴告，并不入此条。这样，唐、明律就有了重大差别，丈夫杀卖妻子，不再是属于十恶中的不睦之罪了，夫权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个问题上，清律完全继承了明律。清人沈之奇等辑注《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于“不睦”下注释：“此条皆亲属相犯，为九族不相协合，故曰‘不睦’。卑幼犯长则重，尊长犯下则轻” 。可见在“不睦”中，清朝和明朝一样，严格区别尊长与卑幼犯罪，给予不同的处分，这就在夫妻关系中，进一步巩固丈夫的优越地位。
清代的宗族势力和政权相结合，构成对人民的统治网，宗族的祠堂，无异于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祠堂支持男子，压迫女子。它的种种规约，不许女子参与家政，不许妇女自由行动。在服制上，女子一入夫家，和公婆为斩衰服属关系，与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为大功服属关系，与夫之兄弟、姐妹、姑为小功服属关系，同夫之高祖父母、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不在室的祖姑、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