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是群众中传承的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比，在创作上往往是不自觉的。它与一个民族和地区的民俗生活、信仰、生产方式等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学者是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民俗的一部分或与民俗有密切联系的精神现象。我国则把民俗学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科学，把民俗学的学者斥为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时完全不顾其与民俗的关系，更无视人类思维、语言、巫术等对民间文学的影响，而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现象来对待，显然是进入了误区。这种倾向的造成，固然是与片面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苏联经验有关，而在“左”的思想下，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文学创作，把它当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思想泛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文学界的几次大讨论

    （一）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

    “搜集整理”一词在《民间文学·发刊词》里第一次以官方文章的形式出现，此后便被广泛运用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中。但当一篇口述作品被记录下来后，搜集者在对其作加工整理时，其幅度有多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量”的规定。加之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的人又多是从文学的营垒里过来的人，而他们在加工整理民间作品时，为适应政治的或教育的需要，往往拔高作品的主题，篡改作品的内容情节，用知识分子的语言代替讲述者的口语，其结果弄得面目全非。这种状况的加剧，就在民间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12] 继而刘魁立在《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除阐述自己的见解外，还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于是引出了董、江二人的答辩。一场讨论从此展开。许多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同志，如朱宜初、陈玮君、巫瑞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以及1959年云南省参加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歌的一些同志也等都参加了讨论。1961年，毛星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发表《从调查研究说起》，贾芝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系统地发表了对“重实记录，慎重整理”的阐释意见。讨论文章结集而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13] 但实际上，讨论还在发展。到1963年，《民间文学》和《奔流》上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不仅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和创作的经验（《民间文学》1963年第1、2期），有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63年第3期），也有李纉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的整理的讨论（李文见《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谢文见第6期）。讨论继续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的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领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两辑。应当说，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是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

    （二）关于文学史的主流问题的争论。

    贬低民间文学作为文化史现象的价值以及贬低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胡风在建国初期向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提出的意见书里说民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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