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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明心学对明代通俗小说价值观的双重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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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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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龙“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 情史 》中提出“情教”论，以六经为例，指出情始于男女，然后才能“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六经皆以情教也”。冯梦龙以“情教”释经典，由此表达他以“情教”实现与理学教化一致的社会价值。“三言”始终贯穿着“情教”，作者正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形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读者在“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的情感阅读中受到教育，从而达到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的劝诫效果。
4.“醒世”：天启七年可一居士作《 醒世恒言叙 》，阐释“醒”与“恒”的关系和教化实质。叙云：“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嚚为醉。”要醒天之“醉”，先要醒人之“醉”，要醒人之“醉”，就要靠“言”，也就是广大民众喜爱的通俗小说语言。只有靠“言”去“醒”人，才会使世人皆忠孝、节检、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从而达到“万世太平”。“恒”即人之“恒心”，坚持忠孝、节检的恒心，“言恒则人恒，人恒而天亦自恒。”“言”“醒”“人”“恒”“天”五者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化过程，简直可以媲美阳明心学发明良知的主旨。
5.“忠义”：明代后期，时代呼唤“忠义”精神以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以“忠义”评点通俗小说成为有识者的一种普及方式，李贽《 忠义水浒传叙 》指出《 水浒传 》是“发愤之所作”，实际上也寄托着评点者的愤怒。李贽肯定宋江“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忠义之烈”，水浒英雄“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有国者”“贤宰相”“兵部”和“督府”官员不可以不读《 水浒传 》，“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从而把水浒忠义精神直接传到朝廷。
李贽等以“忠义”评点《 水浒传 》，另一原因是反对《 水浒传 》“诲盗”说。“诲盗”说有害于世道人心，从维护世道人心，宣扬教化出发，署名“海天藏”者否定“诲盗”说，云“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通过强调“忠义”精神，水浒英雄“打杀”“劫道”行为的性质就有了依托，这恰是政治上“专图报国”的“忠义”表现，由此调和通俗小说文本的创作意图和接受效果之间的价值冲突，既维护了官方文化政策下《 水浒传 》的民间传播，又消除了《 水浒传 》有害世道人心的不利影响。
从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强调“社会”的价值的理论批评可发现，通俗小说作者和批评家通过对阳明心学的接受和艺术创作的转化，在肯定人的个体价值的同时，自觉维护封建教化，力图在通俗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接受中调和个体之“人”与“社会”的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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