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肯定态度的几种意见中，第一种论点主要出于江西诗派成员以及江西派的拥护者方回、刘壎等人之口，认为黄庭坚是杜甫在宋代的继承者。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黄山谷的诗歌成就固然相当突出，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如果说包括白居易、李商隐、苏轼等在内的诸位诗人均难以与杜甫比肩，而唯独黄山谷差堪比拟，便难以令人信服。黄氏本人出自苏门，曾经得到苏轼的教诲和提携，从总体上而言，黄山谷的成就也并未超过苏东坡。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表述方式欠佳，没能阐述清楚何以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未必代表了杜甫以后的最高水平却不能否认他是杜甫在宋代的重要继承者这一事实。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类似，但对黄庭坚的推崇趋于极端，以为黄虽学杜，但后来自立门户，不再依傍前人，其成就足以与杜甫比肩并驱。这种观点有其部分合理性，因为黄庭坚本人不止一次强调“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31] 力求摆脱对前人的依傍，创作出独具特色的诗歌是其毕生的向往和追求，而其最终成就也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志向。但这并不等于说黄庭坚已经达到可以与杜甫比肩的高度，把他的地位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也不符合其本人终生服膺杜甫的事实。第三种观点认为山谷虽从学杜入手，却变换一种面目；尽管改变了面目，但是精神相通，波澜无二，与李梦阳等人徒然摹拟杜诗形貌的做法大异其趣，是杜诗的真正继承者。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最为符合黄山谷学杜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文学艺术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价值远非一味抬高或是贬低黄山谷者所可比拟。可惜前人对黄山谷何以不似杜而又认为善学杜诗者莫过于山谷阐述得不是很清楚，因而在下文中对此稍作疏解。

三、学少陵而不为：山谷学杜真谛所在

    陈师道在《答秦觏书》中曾经指出：“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32]其后许尹在《黄陈诗注序》中进而提出：“豫章黄庭坚鲁直，其后学黄而不至者后山陈师道无己，二公之诗皆本于老杜而不为者也。”[33]虽然陈、许二人都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学少陵而不为”的含义，但我们大致可以推知，陈、许二人旨在说明黄山谷以杜诗为本，而又并非左规右矩，亦步亦趋地摹仿杜诗，而是力求自出新意，自成一家。陈师道之学黄，亦犹黄庭坚之学杜，并非只是全盘接受，所以，陈师道对黄氏学杜的理解应该是相当准确的。

当然，黄氏学杜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现存的近二千首诗中找出相当数量的诗作，其用韵、使事、句法有类似杜诗之处；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没有写过像《三吏》、《三别》那样思想深刻的诗作，没有像《述怀》、《北征》那样善陈时事，句律精深，穷极笔力，浑涵汪茫的作品。因此，从详细比较杜诗与黄诗的题材、风格特征等角度去谈论究竟黄山谷是否学到杜诗的精髓，仍会像前人那样陷于各执一词而很难解释清楚。我们需要在充分考虑时代变迁、文化差异、诗歌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综合地对此予以考察。本文限于篇幅和笔者的学识，仅选取一两点略作简单的考察。如前文所述，宋人对典范的选择和确立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杜诗作为最高典范一经确立，便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庭坚所起的作用尤为巨大。陈师道以降，江西诗派诸人正式把杜甫奉为师祖，作为楷式，全力摹仿与效法，影响所及，非止一代。因此，“宋人多把杜诗的‘发明’权归于黄庭坚”。[34]

    黄庭坚少年时在淮南游学，曾得到孙觉（莘老）赏识。据范温《潜溪诗眼》载，黄山谷少时“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35]到五十六岁时作《大雅堂记》，仍对杜诗之“高雅大体”别有会心：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36]

可见，黄庭坚理解的杜诗之“高雅大体”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杜诗是风雅传统的继承者。杜诗的根本在于继承了《诗》、《骚》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有忠君爱国之志，可资陶冶和教化之用。他曾赞美杜甫：“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37]又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38]显然他并非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专注于杜诗的句法与格律，而同样注重杜诗的思想内容，也即他对风雅传统的继承。崇宁三年，黄庭坚在贬官宜州途中，路过浯溪，观《中兴碑》石刻，作《书磨崖碑后》诗，有句云：“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39]对世人但知欣赏元文杜诗文辞之优美，而不顾其忧国忧民之情表示了强烈不满。其二，不能对杜诗穿凿附会，以为物物皆有所寄托。这与第一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杜诗固然承传了《诗经》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贯注着“忠义之气”，且“善陈时事”，但不能据此认为杜诗中字字有比兴，句句有寄托。这一点尤为重要，自晚唐孟棨《本事诗》提出杜甫“当时号为‘诗史’”以后，宋人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对此多方阐述。但是，诗歌毕竟不是史书，不能认为每首杜诗中都记载或隐喻着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商度隐语”者揣度谜语那样解读杜诗，无疑是对杜诗的歪曲和误读。黄氏在此实际上提出了诗歌之所以为诗歌这样一个有关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应该说，《大雅堂记》等文章较好地把握了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质的关系，也把握了杜诗的精神实质所在。

    “不烦绳削而自合”，与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老去诗篇浑漫与”所达到的那种熔炉锤之功与纵笔漫与为一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黄山谷学杜并获得成功的又一方面。黄庭坚当然知晓杜甫作为一名集大成的优秀诗人，“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40] 然而，他特别指出杜诗的“妙处”在于“无意于文”，实际上旨在提倡他经常谈及的“不烦绳削而自合”，也就是反对以雕琢伤自然之美，主张以不烦绳削而自臻妙境。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41]

杜甫的诗歌极为重视对字句的锤炼，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朽”[42]，将诗歌语句的锤炼与人的生命价值联系起来，其锻炼经营之刻苦，真可谓呕心沥血。正是源于这种孜孜矻矻、坚持不懈的精神，杜甫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从未间断；但是，尽管他不懈地追求“佳句”，却绝不是一个典型的苦吟诗人，其地负海涵，包罗万汇之才和深湛的学养使他能够既讲究“老来渐与诗律细”，又能做到“老去诗篇浑漫与”，达到“诗律细”与“浑漫与”的辩证统一。正如《敬赠郑谏议十韵》所言：“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43]虽为赠人之作，适堪作为夫子自道。因才气浩瀚，故能波澜老成；更由字斟句酌，而能曲尽物理，毫发无憾。从而将才气与锻炼有机结合起来，在尽量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使律诗这种文学体式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王安石《杜甫画像》：“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44]推崇杜甫精密细致的观察能力与自然纯熟的表现能力，这也正是黄山谷钦佩杜甫之处。这标志着唐诗的审美风格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也为中唐以后诗歌以至宋诗的发展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启示。黄庭坚所谓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就正是在杜诗启示下提出的这样一种追求，其宗旨并非不要锤炼、雕琢，而是通过刻意经营而抹去雕琢之迹，看似简易而实含大巧，貌似平淡却从绚丽而来，最终泯灭雕琢锻炼痕迹，达到类似杜甫那样的自然浑成之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庭坚的确是把握了杜诗的精髓。

我们从黄庭坚的创作尤其是晚年的诗歌作品中可以发现证据对此予以验证。绍圣四年他在《再次韵（杨明叔）》诗的序中说：

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簇，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45]

这里黄庭坚虽然提出“诗人之奇”，要求弟子揣度，但是自己却已“忘其体律”。换言之，至少在黔戎时期的黄庭坚已经达到随心所欲、出口成章的境界，不再需要依靠句法和韵律去争奇斗胜了。这一时期及以后的诗作如《竹枝词》二首，《梦李白竹枝词三首》、《和答元明黔南赠别》、《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和高仲本喜相见》、《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武昌松风阁》、《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书摩崖碑后》等作品等大都直陈其事，不用僻典，不作拗语，确能做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类似于杜甫晚年那种剥落浮华的自然浑成之作。

    然从另一角度而言，宋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与唐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黄庭坚与杜甫的个人经历也颇有差异，他的诗歌不可能也不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都像杜诗，他本人从主观上也没打算亦步亦趋地摹拟杜诗，成为杜甫第二。他要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他说：“听他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46]又曾说：“老杜《咏吴生画》云∶‘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盖古人于能事，不独求夸时辈，要须前辈中擅场尔。”[47]均可见其志向所在。所以黄庭坚虽然学杜，却又有不似杜之处，要自成一家。陈师道所言“学少陵而不为”，许尹所言“本于老杜而不为”即是对这一学杜方法的较好阐释。前述陈善、王士禛、翁方纲等人的言论虽然在拔高黄庭坚的地位方面有不适当之处，但认为黄庭坚学杜而又力求另辟蹊径、自出机杼却是不刊之论。清人方东树云：“山谷之学杜，绝去形摹，全在作用，意匠经营，善学得体，古今一人而已。”[48]剔除其不适当的“古今一人”四字，可谓相当精辟。黄庭坚本人及其众多门人弟子、江西诗派成员,正是由于能够在学杜的基础上，力求自得，力求有所创新，沿着杜诗昭示的创作道路不断拓展，才最终建立起堪与唐诗媲美的宋诗。自南宋以来，之所以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诗人批评黄庭坚学杜未得精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站在唐诗的立场上，以唐诗的标准衡量包括黄庭坚诗歌在内的宋诗，并且对宋人在诗歌句法、格律、用韵等艺术方面的探索作了不适当的贬低。近代以来，由于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理论的影响，学术界将主要精力放在宋词以及小说、话本等通俗文学方面，宋诗长期未能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同时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主要强调杜诗的人民性，对杜诗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对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脱弃凡近”（元稹语）等对宋人影响较大的方面重视不够，因而对于主要在这方面学习杜诗艺术的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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