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以及后来表现出的对欧词的掌握的熟练、全面程度，也显示出在那时歌词已经非常流行。其实，通情达意之余，词在别的方面亦不乏劝喻之功，如《道山清话》载:
晏文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可见，花间尊前之外，词通过交际逐渐渗透到宋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候，它在人际交往中甚至变得近似于一种商品了，有人更可以藉此文雅风流的方式获取钱财:
嘉祐间，京师殿试，有一南商控细鞍骢马于右掖门，俟状元献之。日未曛，唱名第一人，乃许将也。姿状奇秀，观者若堵。自缀《临江仙》曰:“圣主临轩亲策试，……，骄损玉花骢。”（许将）后帅成都，值中秋府会，官妓献词送酒。仍别歌《临江仙》曰:“不比寻常三五夜，……，身在凤凰池。”许问谁作词，妓白以西州士人郑无党词。后召相见，欲荐其才于廊庙，无党辞以无意进取，惟投牒理逋欠钱千缗。无党为人不羁，长于词，盖知许公《临江仙》最喜，歌者投其所好也。27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像柳永那样图谋官职也好，还是像徐无党无意进取惟求理逋欠钱也好，词都在他们的行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禁令人想起唐代风风火火的士子四海漫游、以文求贾或行卷温卷的场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词竞驰于宋人的生活中，是对昔日歌诗盛行于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偿?
当然，因为词“要眇宜修”的言情功能和花间尊前佐酒侑觞的娱乐功能，它更多地用于把酒言欢、言情的场合，所表达的也是这一类的情志。略翻一下宋人笔记对于这一阶段词的生存状态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词通殷勤意，看来渐成一时风气，流风所及，帝王之家亦不能免俗，仁宗景元年（1034）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废郭皇后:
既而悔之。郭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28
仁宗以九五之尊，在传情递笺之时，也不免舍冠冕严肃的诗、文不用，而效一般市井小儿女所为，以时下流行的曲词为之，可见流风所及，即皇宫大内亦在所不免，这就不难见出当日在情感交流方面，词所显示的多姿多彩的存在形式了。
五、“聊佐清欢”中的变迁
这一百年间，一代文宗兼著名词家欧阳修在 《与孙正之第二书》中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稍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其实，欧阳修的这一经历，也可以用来描述词由唐五代到宋的过渡与变化过程。应该指出，词在宋代的第一个百年中，尽管发生着一系列过渡的变化，但是歌“金荃兰畹之音”、唱“桂枝黄莺之调”，以此来娱宾遣兴、娱己娱人依旧是它的主要功能，这一点我们从从俗、绮艳浅俗的柳永词在当时“天下咏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29 的传唱盛况就可以想见，即使在后来欧、苏“体制高雅”之词崛起，柳词还是“流俗好之自若也”（徐度《却扫编》卷五）。这是我们论述它的娱乐功能时所不能忽视的。
但是，即便是这种娱乐功能得以延续，但其延续内容却已经不同，因为词的内容与气象毕竟有了很大甚至是根本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市井之词，还是以柳词为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这样评价柳词:“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八个字已经点出了这一文化过渡时期词与唐末五代表面相近之下的内在差异。而对于柳词的俗艳表相下所表现的时代特质，当日名臣范镇也曾经明白指出，并为之感慨不已:“范镇见（柳）永作，叹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镇在翰苑，不能出一语，乃于耆卿词见之。’”30 可见，虽然也是以词佐酒，虽然也是歌舞频频，但是这种新朝代的曼舞轻歌充满了自信和昂扬向上的气派，毕竟与五代乱世中苟且偷安之乐不同。
与之相同，士大夫生活中的歌词也一样显示出不同的气度。他们在杯酒光景间固然不乏狎妓香艳之作，但同时也把前人习惯于在诗文中所表现感慨人生与兴亡的的情绪注入歌词，使令人心醉的歌词里多出几分理性色彩。如范仲淹《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一阙，这本是范仲淹与欧阳修在筵席之上分题而作，但是宋人龚明之却以为这产生于杯前舞曲中的作品:“皆寓劝世之意。”（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本来，五代南唐之际，冯延巳之词也显示出感慨遂深而境界遂大的趋势，但同样是在觥筹交错的背景下，冯氏那因一己之遭遇而生发的感触，与范氏“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中勘破古事的睿智、“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老成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剔银灯》）的劝世苦心相较，个中的高下显而易见。这种不同，实则也是宋人风味的独特之处，而就这首词本身来说，则又是宋初词境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刘扬忠先生在《论唐宋词中的咏史词》中曾论道:“新时期（北宋）的咏史词，一开始就突破了唐五代专写小令和专以柔笔写女性的小巧的格局，而以气居恢宏的长调慢词来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具有较浓重的咏史成分的作品之一，是得词体革新风气之先的范仲淹的那首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31 不惟如此，欧阳修《近体乐府》中有一段《西湖念语》，充满了魏晋人的风表雅致，俨然是一篇《兰亭集序》，更明确地显示出唐末五代的填词听歌观舞风习在宋初经过几十年的过渡，开始自然融入士大夫日常生活，并成为带有宋人特色的雅事，这里略引几句，以观其貌:
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已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这里所洋溢的那种自信、从容与大度，已经完全不同于五代那种近乎醉生梦死的局促不堪的花间格调。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曲词歌舞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够看到不同于唐人风流的宋儒风范的初步成形。
市井之中、士大夫之间词的特色如上所述，而帝王对词的消费，也同样透露出变化的消息。回首当年，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当时的相国令狐自己不善于此道，就请温庭筠代做，“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32 。温庭筠词本以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著称，则宣宗的欣赏口味也可以想见。反观前文所引，夏竦进献宋真宗歌颂太平的《喜迁莺》词则取得了“上大悦”的效果;仁宗虽然也喜欢柳永词，可一旦发觉其藉以求进的用心就“自是不复歌其词矣”，这也可以看出在社会最高层，围绕着歌词欣赏的时代风气也已经有所变化。
此外，发生了潜在变化的曲词也逐渐成为宋人个人素养的有机部分。晏殊（991—1055）、张先 （990—1078）是典型的成长、活动于这百年中的著名词作家，晏殊情急之下，竟然操起家乡话引用词句对张先发作，这种情形也可见出曲词对于宋人日常生活浸润之深，如张舜民《画墁录》载:
丞相（晏殊）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
而“无物似情浓”正是张先《一丛花》（伤春怀远几时穷）中的句子。此外，《苕溪渔隐丛话》收录的《遁斋闲览》、《古今诗话》中描写的的场景，也曾经被宋人所津津乐道，这同样可见歌词与士大夫生活水乳交融的关系:
《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邪?’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
《古今诗话》云:“子野尝作《天仙子》词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士大夫多称之。张初谒见欧公，迎谓曰:‘好!云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见之晚也。’”二说未知孰是。33
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词已经成为宋儒文化生活中最流行的部分之一;而词也只有在这种生存环境与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说，它开始成长为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结 语
如上所述，宋初百余年，曲子词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基本上取代了歌诗，唐五代词在新的文化建设趋势和背景下，在新的用途、功能中呈现出新的异彩，词自身也逐渐成为新型文人手中的新的“陶写之具”。王灼《碧鸡漫志》载:“……以此（旗亭画壁）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饮宣华苑，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云（略），五代犹有此风，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渊明归去来、李白把酒问月、李长吉将进酒、大苏公赤壁前后赋，协入声律，此暗合其美耳。34 王灼的描述也再次揭示了宋代歌诗的衰落实况。歌词盛行，已蔚为壮观。到了嘉祐年间，流风之下，“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当然，此时的曲词，确已可称为有宋“一代之胜”了。个中变化，竟如王灼所叹:“古今所尚，治体风俗，各因所重，不独歌乐也。”35
词的这一功能推移过程，在本质上又是与宋型文化、宋儒人格共同成长、相互交融的过程，叶嘉莹先生《冯延巳词承先启后之成就与王国维之境界说》也曾简略论及五代到宋初令词的变化:
你们算一算，在小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下手去写小词的都是些什么人?韦庄、冯延巳做到宰相，欧阳修做到枢密副使，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还有范仲淹、宋祁、寇准等，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五代的小词，比如韦庄词，那是忧患意识同追求爱与美的不死心灵的结合。到了北宋初年，天下比较安定太平，起码表面上无所谓忧患了。这时候下手来写词的人，如晏殊、欧阳修、宋祁、范仲淹、苏东坡等，就把那种对爱与美的追求同个人的修养、学识、理想、志意、怀抱结合起来，产生了另一番境界，这小词可真是微妙!36
这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对宋初百年词的变化作了非常诗意的描述。
总起来看，在这个百余年末，以欧阳修和苏轼的更替为标志，词以及它所依附的宋代文化都呈现出了新的风貌:“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37 从发展脉络上看，宋词史上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这四大关键人物中的苏轼开始“以诗为词”，周邦彦的“以赋为词”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先后继起38 ;从代群上看，以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第一代词人群开始为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所取代，嗣后，第三、四、五、六代词人群先后崛起，续写宋词的风流39 。至此，我们可以说，词已经彻底完成了它在新的文化形态中的功能变迁，并确立了它在宋人文化中的独立地位——尽管人们依旧对它态度微妙，一方面好之不疲，另一方面又略带轻视，谓之曰“小词”、“诗余”。
注释
①陆游《跋花间集》，《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
②据曾昭岷先生等《全唐五代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版。
③据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前五十年的统计截止到范仲淹（包括范仲淹）;前百余年的统计截止到苏轼（不包括苏轼）。
④对于这一问题，历代学者屡有陈述，如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五绝”条:“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史论五首·欧阳修》:“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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