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以跨学科、边缘化、实践性这样的新理念冲击着旧的学科之间的樊篱，这种跨学科趋势极大地开阔了文艺理论的视野，拓展了学术研究的空间。钟敬文在2000年举行的一次有关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的文艺学研究钟情于精英文学，而忽视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这是不利于文艺理论全面发展的。文艺是一种多方面的文化现象，所以，文学不仅应该从社会学来研究，也应该从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方面和多角度来研究。”（注：〔北京〕《文艺报》2000年6月6日。）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在危机重重的文艺学研究对理论新生的千呼万唤中应声而出的。

    对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少学者都有深刻的认识。王岳川认为，在世纪之交，文艺学研究很需要文化研究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当代文艺理论框架更需要自我裂变和自我修复，向跨文化和多元的文艺理论框架发展；当中国的文艺理论面对本土资源和全球资源共享问题时，对人类共同的基本问题进行文化阐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文艺研究已无法回避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介入。总之，文艺学研究要引进文化研究宽阔的场域，使自身和过去有完全不同的尺度，这是文艺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研究自90年代以来，渐渐变成了欧美文化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在我国，有关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近几年受到了一些理论家的高度重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化研究具有兼容性，它内在地包含了文本批评，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但是，在强调跨学科大视野的文化研究的同时，对文艺学研究自身的突破和重建目标不可含糊。

    如果说80年代对文艺审美属性的强调表现出了一种“内转”的趋势，那么文化研究所探寻的则恰好是一条相反的路径，即杜书瀛所说的“外突”。文化研究促使文艺理论走出“象牙塔”，无疑加速了中国文艺理论“内转”后的“外突”过程。杜书瀛认为，在文化研究的新形势下，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力戒空泛、平淡和疏离现实，应该多一点实证、多一点血性、多一点现实关怀。陈传才认为当前复杂、特殊的历史语境，为当代文论建设实现古今观念与批评范型的辩证综合，乃至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交融变奏，从而形成新的文论范畴系统提供了契机。他认为，后现代所张扬的多层次、多维度思维，对拓展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思维空间，改写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文化身份，具有积极的意义（注：〔北京〕《文艺报》2000年6月6日。）。

    当然，也应该看到，如果文艺理论“言必然称文化”，那实际上也是文艺理论工作者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和不幸。有些学者对文艺理论的“文化化”倾向表示了出了应有的警觉和忧虑。例如，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现代性的两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文学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理论家们移入各种文化领域，或者是说，各个人文科学的领域深深地渗入了文学理论，这使我们刚刚表现出了一些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一下就面对极为复杂的情况。……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是必然的，并且将会更加活跃起来，但是像西方的文化诗学那样，建构得太泛，文学的特征也就模糊不清了。”他认为，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具有自身的传统，在实践中也行之有效，因此，当文论向文化领域拓展，进行综合，以期建构新的文化诗学时，不应该废弃文艺理论自身的传统。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应该是交往与对话，既是文学理论批评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在交往对话中相互激活。胡经之认为文艺学和文化研究应该关注当下文艺实践，古今中外文化的对话交流本身并不等于自己的当代文论建设，理论研究应该针对现实提出问题。西方文化研究的泛化倾向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侧重于文学。陶东风认为，文艺理论研究要争取自主与自律，但也要警惕自主性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可能发生的与公共领域的隔阂。而文化研究讲社会关怀，其前提是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条件，文化研究很可能变成文艺理论的消解力量和破坏因素。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深长思之。

    实际上，对文化研究基本表示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学者也为数不少。如J·希利斯·米勒就公开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表示怀疑。吴元迈对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却似乎偏偏不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表示担忧。他认为，脱离创作实际的文论是不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周平远也认为用“文化”来整合不同形态的文论话语究竟有多大的理论穿透力令人生疑。“文化”几乎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包，用它来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免不了失之空疏、空泛、空洞。如果要综合的话，他以为用“社会学”比用“文化学”更严谨、科学、规范。

    也有的学者对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照搬西方等问题提出了批评。童庆炳指出，当代文艺学中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完全外来的一种东西，是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中的，是社会所推动的历史的必然，是文艺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国外文化研究的突出特色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的关键词是种族、性别、地域、阶级、古今等。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不要照搬照抄，而是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古今问题、中西问题、东西部问题（这是我们中国的问题）、性别问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与主流文化、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文本的“文化阐释”问题等等都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

    陶东风在《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一文中指出，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但是，多数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注：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广州〕《东方文化》2000第5期。）。

    也有些批评家对文化批评的过热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孟繁华认为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学院批评的倡导者有关。文化批评固然拓展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但也使文艺学、文学批评的质的规定性受到了挑战，因此，文化批评不是一种神话，如何回应、检讨文化研究的问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王德胜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后批评”时代，其显著特征是文学研究的“泛意识形态化”和“泛审美主义”。为此，许明提醒文艺理论工作者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是以文艺运动本身的发展为依托的。中国文艺运动和社会状况才是我们苦心思考的源泉。王光明断言，文化批评无法取代尊重文学特性的批评，文学批评必须释放文学内部的能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认为，弗莱提出批评必须“根据文学的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富有启示性的。

    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现在要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估量似乎还为时过早。从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等专刊每月辑录文章索引看，每月有关“文化研究”的文章都在百篇以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就学术专著出版的情况看，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在质量和数量上依然在不断翻新。如王岳川教授新近推出的学术专著《中国镜像》（注：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以“90年代文化研究”为副题，把“传统与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性西化”、“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描绘成90年代文化的知识境遇的四重语境，别具新意。作者从当代文化转型入手，研究了学术与思想、经济与政治、文化与传媒、后殖民时期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文本中国”、当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新历史主义、重写文学史、女性的感觉性言说方式、私人化写作的意义与局限、先锋艺术的实验与困境、诗人自杀与散文化浪潮、批评家分化与批评事件化、大众传媒与欲望消费等等。像作者这样以多元的方法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如今已成了一种学术潮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在文本与社会、思想与历史、话语断裂与重建之间寻找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在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以及雅文化和俗文化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寻求文艺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正是文艺理论面临文化转型的重要转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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