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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二版绪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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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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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激进，但在好斗的、自我中心的姿态下，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普遍性之所以是普遍性，在于它是超越特殊的东西，为特殊的东西所向往的更高的真实。在近代世界史的语境里，西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和中国世界的节节后退在所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里激起了一种抵抗的欲望。这固然是一切文化政治意识的根本原动力，但综观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抵抗，或近代中国思想抵抗的历史，它并不是简单地拒斥西方，也不是简单地把一切西方的东西仅仅看作是异己的东西加以排斥。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抵抗，在它根本的价值论意义上，是承认、接受甚至拥抱来自西方的一系列“现代的”、“普遍的”价值观的。与这种外来的东西在一个意义上是强加于中国人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吸引中国人，激活中国人的东西。在这个新的历史状态里，中国人可以很快把那种来自近代西方的“普遍的东西”据为己有，甚至以此作为反驳和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物质武器和道德武器。另一方面，这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在它最终的普遍意义上，是向一切非西方价值体系开放的—而坚持这种开放性，坚持自己参与界定这种新的普遍的东西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当今中国文化政治意识的第一步。这同文化政治的意识同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态是全然不同的，从中我们推不出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自我中心论的结论。退一步讲，如果当代中国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普遍的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那么这种东西肯定不是唯中国人独有、独享的东西，而是一种能够被所有人（包括当代中国人自己）接受、吸收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必定是同现代性条件相匹配、但同时又能超越它的社会局限性的东西。照这个标准看，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也许要比四书五经更具有切关性。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自身的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就谈不上具备一种文化政治的意识，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凭空被“创造”或“想象”出来；它也不能借“回归传统”去获得。它的历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轮廓则只能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出现。
所以，在可比性问题和普遍性/特殊性问题的尽头，我们总是会和文化政治的问题相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政治就是要在一个法或法哲学的层面上重新思考文化问题。另一方面，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同一切文化性质的“身份”问题和政治性质的“认同”问题一样，来自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同时也来自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在此，我们对当代中国人自我认同的主观的内容方面暂且存而不论。但在客观的、形式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基本的问题格局上，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既和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来说，普遍性/特殊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当代中国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和现代性普世主义意义-价值体系的关系。这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考虑所谓的“中西关系”问题。严格地说，在中国文化的主观内容方面仍然不清晰或难以表述的情况下，谈论中国与由现代性界定的普遍性，就是在后者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表述策略。这是八十年代“文化热”后期，由甘阳、刘小枫等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提出的“西学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的思路的继续，并由此接上了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关于“古今中西”的讨论。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经由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由这一开始时是“外来”、现在是“全球性”的力量所决定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当前的中国文化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文化的内部问题。所以，谈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或文化政治，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而是说，第一，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方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上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得明晰起来。第二，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错综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均衡、不平等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又一次把有关中国国家、个人、和生活世界整体的价值正当性的自我确证问题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就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带给我们的器物和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纪元性变化（其“普遍性”也许只有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跳跃可以比拟），业已被中国社会吸收，“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去陌生化”。与此同时，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却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作为“文化本身”，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不在于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因素。这种可能的新因素是谈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动力。但不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我们就不可能同这些蕴藏在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里的批判性、建设性因素相遇。我们并没有通向隐藏着的真理的秘密通道。
文化政治问题是一个价值多元时代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的讨论会引入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探讨，会引入对一系列经典文本的重读和重新解释。但在进入思想史、学术史和文本的海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住一个核心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冲动。这一系列讲座，目的就是把这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冲动带出来，带进语言，带进概念的世界，赋予它一个可以把握的轮廓。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目前大家都在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在新的全球性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空前一体化和匀质化的时代，我们怎样把中国文化和在这文化庇护下、并支撑着这一文化的生活世界，理解为一种既特殊又普遍的东西。这个问题同一系列我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有关，但却不能在那些相对局部的问题中找到有效地展开问题的思路。这些问题包括，怎么理解文化传统，它还有没有未来？怎么理解西方现代性，它是不是我们的现代性？怎么理解后现代主义和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帝国秩序，中国文化是就此可以消失在其中，还是同它保持一种有历史意义的紧张关系？
在这些问题里，有些是真问题，有些是伪问题，有些是真问题被误入歧途的提问方法带进了死胡同。所以，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介入点。这个介入点就是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普遍与特殊”这套话语的历史的形成，进而分析它的当代形态，在这种当代形态的内部结构中找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自我理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把整个“中/西”的学科划分放在一边，在当代“普遍性”话语的内部还原出一种价值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特殊性。
这不是放弃中国问题和提问的中国立场，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以前的“中/西”和“古/今”问题，本来就在这个普遍性话语的框架中，被这个有关“意义”、“价值”、“主体”、“历史”的体制规定着。不对这个体制性的“现代性”观念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反思，我们根本不能够迈出步子，朝真正的中国问题靠近一步。所以只有“悬搁”那种非批判性的“中/西”和“古/今”的两分法，才能打通问题内部的关联，为新的批判视野扫清知识的外围，辟开理论的空间。
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自主性的思考，不能不从这个由他人的历史性和自我认识界定的现代性历史境遇开始，而不是从一种未经中介的“中国性”的同语反复开始。我们对当今世界秩序的疑虑和不满固然来自一种对自身历史性的潜在意识，但这种自身历史性的理论表述却不得不从对外在于其“自我意识”的世界秩序之历史性的分析开始。在这种分析中，他人的历史性只能作为主体的历史来理解，而这个主体将通过这种理解表明它并非外在于我们：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的未来意义只能取决于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世界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在这个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会领悟到，我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自我意识”，在其理论构成上，完全来自于对这种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的历史性和主体性的辨析和批判，来自于对这种既成秩序的潜在的超越势态。这种超越势态是批判性的历史远景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通过它，我们才能和自己的历史重逢。
现代西方普遍性话语的谱系
以上是这个讲座系列的一些基本假设。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课上将要考察和讨论的话语体系和基本著作。这门课的具体内容，是讨论和分析普遍性/特殊性的辩证法怎样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中确立下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历史批判和哲学批判的双重的角度重新思考现代政治、文化和审美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来为世界立法的过程，也是欧洲文化进入普遍与特殊的阐释循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的过程。
这堂课的文本分析的时间跨度基本上从康德开始，中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施米特、海德格尔，到当今的罗蒂、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杰姆逊。从问题上说，是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中经“个人”、“自律的形式”、和资产阶级“公民社会”诸概念在意识形态上的确立，到现当代国际法和世界文化观念的形成。这三个概念从启蒙开始，经历了现代性的高峰期，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无疑，最后面这个阶段，构成了我们当前的语境。
这门课另一个或隐或显的方面，是通过现代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分析和批判，把一些政治哲学的问题提到文化讨论的意识层面上来。一开始我们只能简单地涉及一下这个领域。我们的入手点可以是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把政治哲学理解为一种批评理论？文学专业或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文化政治的范围里讨论这个问题。政治的概念在中文语境里面多少还有些敏感，容易引起误解，或造成不愉快的历史联想。但实际上，这里的政治就是文化中的“我”与“他”、同一性与非同一性、连续与断裂、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是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追问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
这门课的核心文本的第一个单元是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文献，这里用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中译本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里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这一部分里，我们的中心议题是现代西方的社会性、政治性的“个体”概念是如何同现代西方的“国家”或“宪制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概念一同形成、互为表里的。
我们特别要细察的是，从私有财产、理性、主体、法等概念里面推出的现代国家概念如何界定了西方的“世界历史”和“普遍性”概念，而后者一旦成形，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人、价值、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概念。这同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同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这门课基本文献的第二个单元部分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文化政治、政治哲学的基本著作。从我们特殊的兴趣出发，我们阅读的重点包括两个作者，一个是尼采，一个是韦伯。尼采的文本我们用的是《不合时宜的观察》（Unfashionable Obse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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