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者对女性的描述看，无论中日女子，一律是中国男人的色欲的目光下注视的对象。日本女子或是天生淫荡，以勾引男子得钱为生；或者是纯情易骗，一旦失身或爱上男子，便忠诚不贰。中国女留学生则也是或淫荡，如讲革命的新派人物胡蕴玉，以玩弄男子为乐；或是头脑简单、容易上当，如陈蒿。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作者出于男权中心的思想观念，对走出家门的新女性有刻意丑化的痕迹。她们的世界只是男人，而中国男人的世界才是民族国家。这样，他们勾引日本女子，就有了民族英雄的快意，如周撰向陈蒿解释他从前对松子的欺骗，只强调她是个日本淫卖妇，就得到陈蒿的谅解。

    留学生的种种丑行，除了研究吊膀子的嫖学之外，肉体之欢是他们的留学目的，他们的“聪明才智”几乎都用在“嫖”上，为此而不惜欺骗和出卖朋友，并引以为荣。比如王甫察，同乡生病住院，他却借机勾引护士，并偷窃藏匿死者的500元汇票；谎言欺骗好友吴嘉召，得到钱后，又去荒唐；摆派头骗了旅馆200块钱，甚至在欺骗相好的妓女梅太郎并得了她的积蓄后，又去骗嫖梅太郎的姐姐多贺子；最终，使得贞洁的藤子也成了囊中物，又一去不返，可谓天良丧尽。性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一方面表现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感受方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实践形态之一。小说对他们的肉体之欢并无细节描述，更无隐喻化的曲折叙述，可见作者的本意不在于此，而是对如何费尽心思勾引女子上钩的过程详加描写，一旦大功告成，最多加一两句“交颈叠股”，这段故事就告一段落。

    作者在着力批判留日学生们性道德的不轨时，隐隐有某种赏鉴倾向，对男性之于女性的占有和玩弄有一种快感，仿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女性被玩弄和欺骗后还恋恋于他们，更加强了中国男子的“尊严”和价值，加强了他们的自恋妄想。他们勾引女子时的互相拆台，竭尽欺骗为能事，见利忘义才是作者不露声色地批判之处。他们显然不是君子，然而偏偏中国的政治命运掌握于他们手中，回国后这帮留学生多是政府官员，作者对当下政治的失望可见一斑。

    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里，由于性和肉体的欲望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和解放性，它属于狂欢节的一部分，在狂欢节的特定时空之内，人们得以从现存的权力秩序中摆脱，一切既有的等级、限制、规矩均得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留东外史》里留学生们沉溺于肉体之欢，不务正业，也具有颠覆日本之于中国的强/弱等级关系的含义。其实，黄文汉们貌似得胜的策略，诸如强词夺理，以无赖哲学对抗讲身份、讲规则的日本人，又何尝不是狂欢节的逻辑呢。如果抛弃作者对女性赏玩心理的负面倾向，从中国男子之于日本女子的关系上着眼，这些“嫖学”故事是和晚清以来的专写妓院生活的狎邪小说有所区别的。它隐晦地折射了中国男子的“大国”自居的心态，因无力改变积弱事实，只有性的消费和对女人的占有和征服才能使这些在疆场上失败的中国男子变成自我想象的“英雄”，想象性地释放出对民族国家无所认同的心理焦虑。

    四、《留东外史》对作者转向武侠小说的启示

    《留东外史》里时常纠缠着两种矛盾的声音：一方面在批判这些不务正业，只讲吃喝嫖赌的留日学生的恶行；另一方面对他们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民族气概”表示嘉许。在叙述者看来，他们留学日本，却不学无术，以勾引日本女子为主业，是不折不扣的流氓；然而叙述者又觉得这种玩弄的女性对象是当时为中国带来民族危机的日本人，因而这种不择手段地勾引和抛弃，玩弄女性的伎俩反倒因此而具有民族主义的“英雄”感。于是乎，我们看到男权意识形态中男性之于女性的支配关系，个体的武勇战胜另一个男性个体的武力竞技关系，都和积弱的中国与空前强大起来的日本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同构的等号，似乎挑逗、玩弄日本女子(包括妓女)为快的“嫖界”故事，似乎男性个体胜利于擂台上的打擂故事，都使得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中国男子(无论是主人公、作者，还是男性为主的读者)在文本的想象性空间内获得了写作快感和阅读快感，仿佛日本之于中国在现实中的强势关系一下子为此颠覆。

    这种矛盾的叙述声音暴露出作者那种压抑已久的个人无意识，即强国保种的主题思想，这一动机支持着他的创作迅速转向，并能够在得到主流文坛认可的情形下迅速走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说：“《留东外史》出版后，销数大佳，于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2] 112但是转向武侠的向恺然并不只是将《留东外史》带给他的“名”作为畅销小说家的资本，而且保留了其中的风俗描写技巧。和主流文坛对《留东外史》的批判不同，沈从文曾对《留东外史》的记人记事描写技巧大加称赞：“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中略)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12]

    从题材角度看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该书确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单看小说中把有异域风情的日本人的生活习俗描写得生动、鲜活，就是一大长处。如认为《留东外史》既可以“真实的了解部分留学生的生活实况”，又“能从中了解海外有关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民风”，甚至补充了日本人“对本国的若干民俗民风的知识”[1] 430。中国小说里的外国，在《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等作品中均有过描绘，但多是运用夸张、虚拟的笔法，王韬笔下的外国还不脱海外仙山的痕迹，《孽海花》里的欧洲，缺乏生气，而《留东外史》却以写实地描绘异国风情而赢得众多读者的欢迎。

    比如第十三章写黄文汉去找旧相识艺妓千代子，唱日本歌曲《浪花节》和《追分曲》。黄文汉介绍《追分曲》“在明治维新以前，越后箱根的交通不便，那旅行的人，都骑着马翻山越岭地走，马夫……信口编成一种歌，发抒自己的郁结。……(有一支)是运用反写，说一见北山的雨，便想到越后的雪，我那越后，就是夏天，也是有雪的，……虽是流泪舍不得，于今则想起越后的风，都是讨厌的……意思却是舍不得越后，故一见北山的雨，即触动了他自己的乡思。”只听黄文汉弹着三弦，唱到：“北山正下着濛濛细雨，越后却已是白雪飘飘。即使在夏天越后也有雪。离开越后时，我依依不舍，挥泪惜别。如今则想起越后的风也讨厌。”[7] 100-101读者一下子领略到浓浓的日本风情，并对日本的传统音乐有所了解。

    《留东外史》既没有给平江不肖生带来文坛的美誉，也没有带来现实的好处，据说因为得罪了书中的原型人物，做了官的“人物”使得向恺然一度没有安身之所。但是职业作家对于市场的敏锐嗅觉，使得他迅速从备受压抑的个人无意识中寻找到和主流文坛以及市场大众的契合点。

    在《江湖奇侠传》中，作者弃绝了精英文化深恶痛绝的人性恶的描写，而保持并加强了风俗描写，湖南的民风民俗是其中一大看点，并且延续了中国读者接受神怪小说的审美习惯，将武侠小说神魔化，一时间竟成洛阳纸贵。据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说，当时“那个付诸劫灰的东方图书馆”里，《江湖奇侠传》竟然被翻得“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得已一度购买新书14次，可见其风行程度[13]，但此后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绝对地反感侠客对女人用情，仿佛正如作者在《江湖奇侠传》第88回中声称，对于习武的人来说，“越是不近女色越好”。作者的题材转向可谓更加纯粹了武侠小说作为“淫词艳曲”的对立面的类型身份。男女之欲一度是武侠小说家描写侠客修道行侠的障碍，也是被市民读者认可的武侠小说类型的要求。我们通过对《留东外史》的分析，可以发现从蒙羞“嫖界指南”骂名而转向为武侠小说的向恺然，弃绝描写男女之欲，而保留了武术救国强种的主题思路，从而受到广泛欢迎，使得平江不肖生终于赢得市民趣味和精英文化的共同认可，而成功打造出近代武侠南派小说的领袖地位。这一个案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出精英文化接纳通俗文学的价值原则，仍然是将其置于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结构中来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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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3]叶洪生. 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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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周作人. 沉沦[M]//自己的园地. 天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1.
    [7]不肖生. 留东外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8]不肖生. 留东外史续集[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44.
    [9]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0.
    [10]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著作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4—55.
    [11]鲁迅. 马上支日记[M]//华盖集续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17.
    [12]沈从文. 湘人对于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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