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什么日本能够迅速适应并追赶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罗斯。这究竟是为什么？

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方面找到原因”[40]。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费正清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并未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费正清从三方面做了说明。

第一，起初，西方对中国和日本都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经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世纪60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

第二，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第三，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后则依然故我。概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的稳定和自足，即使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均水乳交融在一起相辅相成。其结果，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做出的回应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现代化。于是新生事物一概受到排斥。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41]

总之，费正清认为，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美国）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42]

六、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

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管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费正清主要从政府的无能、制度的缺陷、官员的保守和自私、变革思想（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国主义或富国主义）思想的缺乏等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清政府手中，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和政策制定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经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和调控可言。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第二，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年曾国藩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国藩虽然提倡洋务，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窍不通。19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够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时这些人却因为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与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然显得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第三，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43]

七、中国现代化的优势和劣势：与日本的比较

“中国变革力量十分薄弱，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造成的。”[44]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45]。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费正清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46]，而中国的“天下”和“大一统”观念却是一大障碍。“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47]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滞缓源于日本所没有的种种限制。

第一，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

第二，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作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

第三，战略上，中国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袤的内地。

第四，内地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第五，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主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

第六，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的历史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乞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物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统一，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入。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恪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要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物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佣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48]

八、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

实际上，中国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所承认。”费正清推断：“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是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49]

但不管怎样，在1898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50]。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90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日本有解不开的关联。费正清强调：“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51]；而且“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52]。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世纪的英国、1915年至1949年的美国，或者50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临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啬于教授。”[53]这与日本的“报恩”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关键还在于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例如，日本“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1898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就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现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日本在1895年到1905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得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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