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他是明代新型的文人，追求世俗化的享乐，这在《四友斋丛说》中有所记载：
“余尝至阊门，偶遇王凤洲在河下，是日携盘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坐。余袖中适带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脚甚小，礼部诸公亦常以金莲为戏谈。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来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盖不但二句之妙，而凤洲之才情亦可谓冠绝一时矣。”[12]
以妓鞋行酒体现了何氏任情放纵，狂放不羁的的真性情，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讲究非礼勿视的卫道士之流所理解的。正是因为如此，何氏才不遗余力地强调性情，强调自由。
第三，山林文化的影响。纵观何良俊一生，发现他爱好广泛，友人颇多。以其活动的地域计算，大致包括三个地方，即华亭、吴郡苏州、南都金陵。友人大致有董宜阳、张之象、徐献忠、莫如忠、文征明、王维桢、郭第等，此外与王世贞也有交往。文人之间的交游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一般而言，志趣相投或观点相同的文人喜欢聚在一起，何氏与其友人的交往，自然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这在其著作中也得到证实。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文化现象，那就是和何氏交好的文人包括他自己都喜欢以山人或居士为号，如董宜阳号七休居士，张之象号王屋山人，徐献忠号九霞山人、长谷山人，文征明号衡山居士等等，何氏也不例外，自号柘湖居士。“山人”本意是指山中人，在这里是指明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不同时期，山人的界定是不同的。但其代表的山林文化是与台阁文化相对的，隐逸文化与市井文化不断合流的混合性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传统的隐逸文化，它消融了隐逸的高洁，虽号山人或居士，却不需要住在深山，同样可以尽情地享受现世生活的快乐。可见，隐逸的世俗化、现世化促使文人走出书斋、走向市井、享受现世，提倡个性解放。
明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商业的兴起，山林文化的发展，王学左派的影响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印证的。何良俊生活在这个时代必然受其影响，他的诗学思想也与此相关。
研究何氏诗文中的幽人形象，是对其诗学思想及所处的社会及相关传统研究的一个小小突破口，我认为其价值就在于以小见大地反映一些问题。
参考文献：
1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2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3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4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5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十五 《四友斋记》 第125—127页
6 亢学军 《明中期江南世人心态之形成——以何良俊为例》，《中国文学研究》 2004年第4期
7 &n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