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李陵 |
 |
时间：2010-11-16 23:30:09 来源：不详
|
|
|
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面对如此强劲而毫无畏惧的对手，匈奴军又不知陵军虚实，以为自己面对的乃是汉军精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离开汉朝边塞不远，单于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敌引敌深入围而歼之之计，因此也已心生怯意，准备要撤。就在这时，陵军一个叫管敢的军侯汉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并告之以“陵军无後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单于闻之大喜，攻陵军益急。连战八日，汉军且战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马乏，弹尽粮绝。李陵知道已被算计，犹叹道：“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有军吏劝求道径还归，被李陵拒绝，称“吾不死，非壮士也。”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那样或“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到了夜半，“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近十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实践其“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诺言，而如韩延年那样战死疆场，以完名节，其一生的大错，正始于此。或者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欲图来日争贰师援兵不至这口气？或者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固然，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则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样，武将贪生，战败降敌，在近代之美国人那里，或仍可以“光荣投降”而赢得谅解甚至喝彩；在时下流行的三两不韵世事的小毛娃子光着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里歇斯底里嚷嚷着的“汉奸万岁”的口号声中，或也能赢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伦理和道德框架里，却决不能容许之；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并渴望在人格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的价值的社会里，大概也鲜能被容许。而况自古以来，被俘不降不屈就义的壮士多有，岳飞所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辩解的。李陵之为后人所痛恨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他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作人奴才，为人驱使如明末的洪承畴，那倒也简单。然而李陵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为了使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至为难行，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确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驱使，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了。
（三）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和秦火及随之的七八年楚汉相争后，人丁凋零，民不聊生，众心思定。经过文景四五十年修生养息后，到武帝时，才渐渐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形体。相随于它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汉奸”。因此，汉奸实可谓与本民族如影随形，从一终始。
汉奸，顾名思义即背汉之奸人。于汉朝而言，任何的出卖了汉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归入汉奸之列。在帝制时代，天下每每被简单等同于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维护帝王正统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简单的归为贼逆，乃至于汉奸。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诚如顾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奸，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与国家有必然关联之概念，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为统一，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汉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于某一家一室。是故，蒋氏败居台湾，柄守民族大义，不为汉奸；而李贼登辉之流的台独分子，以出卖中华民族之利益为己任，故天下华人同声共愤，人人得而诛之，此则汉奸之活例证也。所谓背叛，是把利益出卖于异族，如秦桧汪精卫者流；所谓葬送，如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虽不卖于人却也给本民族带来极大损伤，如历来之贪官污吏、尸居其位之无能蠢徒；此二者都应算入汉奸之列。
同时，对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诠释权，也决不操纵于任何强权，抑或无论是被虚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强权统治者之利益向难与民族之利益相统一，固已被历史所反复证实；即便是所谓最广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时代之局限，而难于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处。因此，如果要对是否汉奸作一公正的评，则拥有最后评判之权力者，只有时间，和绵延于时间之中的被真实书写之历史。是故，秦桧虽能以欺瞒天下于一时而善终其身，亦不免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