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十四部秦时每郡设一个“监”，掌监察一郡吏治。汉初省郡监,地方吏治由丞相派遣史（僚佐）“分刺”（分区刺举），称“刺史”，没有常设的官员。其时全国只有六十多个郡，大部分在诸侯王统治之下，朝廷直辖的只有一小部分，所以这种制度行得通。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悉收诸侯王国的支郡属汉，又剥夺诸侯王的统治权，王国官吏由朝廷任命，从此，郡和国在实质上无复差别；武帝时除继续削减王国封地，增设了若干内郡外，又外事四夷，开疆拓土，在新扩展的疆土上增设了二十多个郡，至元封中全国共有九十多个郡，十八九个王国，合计约有一百一十多个郡国，都在朝廷直接统辖之下，监察不设常员的制度已不适用。至元封五年（前106），除近畿七郡以外,将全国一百零几个郡国分为十三部，每部置一刺史，掌刺察一部的官吏和强宗豪右，定为常制。十三部中有十一部采用了《禹贡》和《职方》里的州名，都叫做某州刺史部，因此习惯上又以一部为一州，合称十三州。征和四年（前89），又设置司隶校尉一职，掌察举京师百官和近畿七郡，从此全国连同十三州部共有十四个监察区。成帝元延四年（前9）省司隶校尉，绥和二年（前7）复置，改名司隶。绥和元年改刺史为牧,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复为牧。据此,除元延四年至绥和二年两年外，征和四年以后的西汉后期九十余年，一直维持着十四部的制度。

据《汉书·地理志》序文，十三州刺史部的名目为：冀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交趾刺史部、朔方刺史部。但是,以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簿籍为据的《汉书·地理志》所载一百零三个郡国，在郡国下的注文里,却并没有“属朔方”的,连朔方郡也“属并州”；南海等郡注作“属交州”，不作“属交趾”，显然与《地理志》序文里的十三部不符。序文、注文哪个为准，证以班固之前东汉初年王隆的《汉官解诂》和班固以后东汉末年应劭的《汉官仪》所述及的十三部都与《汉志》序文相同，则序文为是。注文里的制度，是东汉时代的制度,错误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出于班固的疏忽,误以著书时的制度作为西汉制度；一是班固本无此注，而是东汉某一《汉书》读者根据当时制度所作的批注，被后世传抄者误作班固本注。

西汉十三刺史部是《汉志》序文中的十三部而不是注文中的州部，这对东汉学者而言是很清楚的。可是到了唐代，去汉已远，许多学者为《汉志》注文所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误解，终至得出错误的结论。误解如：

《晋书·地理志》承认朔方为一刺史部，又以朔方郡属并州。《汉书》颜师古注以为朔方刺史专察朔方一郡,不在十三州之限。杜佑《通典》以为“南置交趾”实际是初为交趾，后为交州；“北置朔方”，实际是初为朔方，后为并州。吕祖谦《大事记》以为凉州之地有凉州、朔方两刺史。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为武帝初于近畿亦置一刺史，后改司隶校尉。

作出十三部系司隶和并、荆、扬、兖、豫、冀、幽、青、徐、益、交、凉十二州的错误结论,则始于《通典》，其后吕祖谦《大事记》、郑樵《通志》、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马端临《文献通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皆沿袭不改。甚至清代乾嘉时期一些考据学家，也还有信从此说的,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坫《新□注地理志》等。独清代考据学家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能阐明西汉十三部应以序文所述为正，而司隶不在内；注文“乃东京之制”，唯谓朔方部领有河西五郡则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能指出西汉时“并与朔方各自为部”，却未能对西汉十三部作出全面说明。清末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王先谦《汉书补注》采用了全氏正确的说法，也因袭了全氏的错误。

1934年顾颉刚发表《两汉州制考》一文，才详细地论证了西汉元封五年始置十三州刺史部应如《汉志》序文所述,征和四年增置司隶校尉部,此后共有十四部；《汉志》注文所依据的是东汉的制度；并纠正了全祖望以河西五郡为朔方领郡之误。西汉州部的问题至此便得到了完满解决，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定论。

王莽十二州西汉末年平帝时,王莽秉政,元始五年(公元5),莽奏改十四部为十二州。这是因为《尚书·尧典》里有“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二语，王莽泥古，一切制度要以经义为本，所以对州部之制也要以经义更定。十二州名见于扬雄《十二州箴》：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雍州幽州并州交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八州采用了《禹贡》的旧名，幽、并二州采用了《职方》的旧名，这十州除雍州外，其他九州也就是西汉的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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