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称帝前后七八年间（公元7—14年），主要是改制。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掌权的王莽力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着手于改制。
王田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颁行了王田制的诏书，指出古时行井田制，国给民富，秦汉以来破坏了井田制，土地兼并严重，“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提出了王田制方案：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所谓王田制，实质上是个均田的制度。这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官分化，打算做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土地制改革的方案。这种王田制，是从书本上学古代的井田制，想解决现实的土地问题，是托古改制，比之师丹的限田政策还有过之。但经过几年，到了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中郎将区博提议，并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也明知实行起来困难，乃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这实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听任土地买卖，而宣告王田制中废。
奴婢政策王莽在颁行王田制诏书中，指责买卖奴婢有违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规定“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的奴婢政策。但到了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废止了。稍后，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是为了搜刮钱财，但也寓有限制奴婢之意。
五均六筦王莽为了限制商贾兼并及物价波动，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定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司市师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原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平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王莽说，搞五均六筦，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他下令六筦的诏书还说：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农田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贾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
六筦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生产所需，也是为了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六筦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稍加变通而已。在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五均六筦是官吏从中渔利和剥削人民的工具，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改变币制及其它西汉自武帝以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则四次改变币制，第一次，居摄二年（公元7年），于通行的五铢钱外，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三种都是高值货币，只有五铢钱是低值。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第二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始建国二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货币，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的后果。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王莽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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