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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在明朝为官约20年，形象和名声相当不错，与他降清后的声名狼藉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期间，他弹劾权贵、直言劝君，面对“廷杖”大祸坦然不惧，表现得忠诚耿介，为此多次政坛失意，宦海沉浮。而这一切，都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有名的对联，是东林党创始者、无锡人顾宪成所撰。顾宪成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舞台，议论朝政，褒贬大臣，朝中不少官员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由此形成重要的政治势力，被称为“东林党”。
王铎入仕前后，魏忠贤得势，形成“阉党”集团，与东林党针尖对麦芒，逐渐形成生死之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王铎立场鲜明地倾向于东林党人，这跟他出仕前后的社会交往有关。孟津人乔允升曾赏识、提携过王铎，他就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阉党”曾编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乔允升就被冠以“天牢星病关索”。王铎考取进士时，乔允升已离乡返京出任刑部左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他对王铎的政治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师友圈子里，也多有东林党人，如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新安县人吕维祺，与王铎相互敬重、赏识，结为儿女亲家；河南籍的著名学者孙承宗，身为大学士、兵部尚书，对王铎青眼有加，曾为他的《拟山园初集》撰写《叙王觉斯太史初集》；此外，王铎的同事、朋友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都有着鲜明的东林党人立场。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魏忠贤授意纂修《三朝要典》，以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按照岗位职责，正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但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相约，一同拒绝了这项工作，令魏忠贤大失颜面，他们也因此上了“阉党”的黑名单。
此后数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有后金崛起，内有白莲教起义，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整个明王朝风雨飘摇。在那个悲剧时代，王铎注定要饱经忧患，历尽磨难。他被提拔起来后，因与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合，自请外调南京翰林院。数年后，他被调回北京，先后出任少詹事、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年，满洲皇太极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也声势浩大。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与清议和，得到崇祯的支持，却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上疏论辩，批驳主和派主张，惹恼了崇祯，被廷杖八十，贬官六秩。仅仅19天后，王铎挺身而出，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杨嗣昌大为恼怒，要求同样廷杖处罚。廷杖之刑，非死即重伤，消息传出，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泪，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不畏惧。所幸此时崇祯已看出议和并不是办法，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王铎给崇祯上课，讲《中庸》时论及时事，王铎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坦诚相告，“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大概话说得太直接，崇祯大怒，痛斥他讲课跑题。“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崇祯虽然没有降罪，却从此冷落了王铎。失意的王铎两度“乞归省亲”，返回孟津故里。
如果说仕途上王铎还能选择刚直不阿，那么生活却带给他太多的无奈。那个时代，战乱迅速蔓延，洛阳一带多次被起义军攻打，他和全家不得不四处避难，长达六年。其间王铎一次次忍受丧失亲人之痛，他的父母、结发妻子、一个妹妹、四个子女先后死去。他的家乡孟津曾数度爆发饥荒，他不得不卖字换粮活命。身处这样的岁月，他的精神世界动荡不已，书法成为他宣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他不再亦步亦趋地学仿古人，手中之笔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当此之际，他佳作频出，最值得一提的，是《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这两件杰作创作于1642年，是王铎流落怀州(今焦作)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书赠给他的。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点画布局，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王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
这一年，王铎51岁，他书法的这种蜕变，被称为“五十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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