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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史:与短命王朝和偏安朝廷纠结一起(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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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6 21:22:17 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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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最主流、最精英的中原士族和汉人百姓，不得不离开滋养了他们千年的长安洛阳，涉险渡过长江天堑。他们来到南京，依靠江流和高墙坚壁来抵御胡人南犯。这就是著名的“衣冠南渡”。霎时间，南京城从一个三国时代的繁华吴都，一举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救华夏文明于江左的雄关堡垒，历时104年，第一次成为代表了传统中国的中心所在。
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虽各自存在仅仅数十年，但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黄河流域的北朝诸国，统治者要么出自塞北的鲜卑，要么是与鲜卑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虽然北朝孝文帝推行民族大融合的汉化改革，但毫无疑问，正统汉文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而得以保存。和东晋一样，定都南京的南朝，前有长江、淮河作为天然屏障，后有吴会之地作为经济支撑，独特的地域优势，使之成为江南地区承接、保护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不二选择。范文澜先生评价道，正是东晋和南朝对中国南方的开发，使得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是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唐朝末年，藩镇坐大，遂开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局。在“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后汉的三朝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同时，北方的契丹军事力量日渐壮大，不断向中原地区渗透扩张，汉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而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则因为大多数定都中国南方，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使得继承自魏晋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也和东晋、南朝一样，五代十国期间，大量的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使得源自黄河的华夏文明在长江以南薪火相传。在“十国”里面，最为著名的南唐就建都于南京。对于正统汉文化来说，相对于北方的“礼崩乐坏、文献俱亡”，南唐则是“儒衣书服，斯文未丧”，而且发扬光大。
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的东都汴京，徽钦二帝成为异族的俘虏。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称帝。两年后，节节败退的宋王朝渡江来到南京，宋高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准备以江宁为“东都”，并在公元1129年驻跸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但南下的金兵势不可当，此时的建康城，再一次成为几度易手、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南京陷落仅半年后，公元1130年春，宋军几大主力在南京附近集结，再次与金兵寻机决战。在著名的牛首山大捷之后，名将岳飞一举收复南京，金兵仓皇北渡。而韩世忠则率水军在镇江与南京之间的黄天荡江面加以拦截，金兀术仅以身免。建康城一役，南北军事力量的天平重新恢复到了原点，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金兵再未萌生渡江之志。正是南京的战斗，保住了南宋王朝一百年的“临时之安”。
可以说，“五胡乱华”后的数百年，凡是北方被少数民族侵扰和占据时，一直是南京在接受、捍卫和滋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在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300年。”可以说，如果没有大江之畔的这座古城，也许整个汉民族就会接受党项人那样被灭族的命运。即使不那么悲情，我们也必须去想象一个忘了汉典唐章、失了峨冠博带的陌生中国。因此，救亡图存、薪火相传，恰是南京对于一部文明史的独特贡献。
偏安一隅文化繁荣
习惯了“六王毕、四海一”式的思维，南京的文采风流就容易被贬低为一种“偏安王朝的文化”。但是，与其说是南京选择了偏安，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选择在南京偏安。回望五千年的历史，禹贡尧封、海内澄清，固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不容“卧榻之侧”鼾声的帝王心态，也使得战乱连连，民不聊生。而文化的繁荣，需要军事的安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文学创作，甚至需要一点点政治上的悲情，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而南京既有长江天险可抵胡马，军事上得以韬光养晦；又有腹地江南，“衣冠南渡”之后几成天下粮仓；同时，中原的陷落，离乱的忧愁，让避居南方的汉族士大夫伤感和追念不已。有了新亭之泣，才有后世一篇篇怀古思人的金陵文章。因此，自东晋定都南京以来，中国的文化重心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千里大转移。用谭其骧先生的话来说，“……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历代王朝在南京偏安之时，多是文化百舸争流、群星闪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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