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外文摘》2007年第8期，作者：张建安，原题：梁漱溟之死
　　
　　“培恕吾儿：春节过后，我便是84岁的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活几多年……”这是梁漱溟在1976年写给儿子的信。当时，《人心与人生》已写完，他认为自己所念念在心的沟通古今中西学术的心愿已实现，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了。然而，此信写完又过了10多年光阴，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以95岁高龄坦然地告别人世。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注: 某些国家的政府各部部长的副职(副部长）,辅助部长处理部务。在中国台湾地区使用较普遍，另中国媒体在称呼日本部长的副职时，也用“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8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显然，迎接死神的准备早已做好。他又常说：“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延之想。”他要自然地离开。他的话中充满了禅意。可以看出，这位大儒有很深的佛学修养。1987年10月31日，是梁漱溟95岁寿辰。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书院发起并组织了“祝贺梁漱溟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教学科研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会场特别安排在距梁漱溟住所不远的二七剧场。会议开得非常隆重，既有中国学术界许多重量级人物，也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学者。梁漱溟在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和孙儿梁钦东等人的陪同下，参加会议并做讲话。这是他晚年的一件重要事情。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颐和园北侧的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式，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讲演。
　　
　　1988年，费孝通主办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香港大学举行，研讨的题目是“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费孝通很希望梁漱溟能够参加，托叶笃义与梁老商谈，能否一起前往香港，对于这一盛情邀请，梁漱溟非常感兴趣。更何况，无论是叶笃义还是费孝通，都在他心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同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对于他们的邀请，他是不愿意拒绝的。可是，他的健康状态却已无法承受如此的长途跋涉了。于是，费孝通建议，由民盟中央机关派人到梁老家里，做了一个十几分钟的录像。这个录像带由费孝通带到香港，研讨会开幕后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放映此录像，受到与会人士的高度重视。这是梁漱溟一生中最后一次学术讲演。话虽不是很长，却颇为重要，现录于下：
　　
　　
　　
　　
　　此录像带是2月份录的。4月13日，梁漱溟似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长子[注: 丹朱镇-丹朱镇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东距长治市区21公里，北距太原市234公里，距北京670公里，跨越太行山可探中原地区和华北平原幅员1029平方公里。]、次子、长媳及三个孙儿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西郊良乡祖茔为父母扫墓，以尽最后的孝道。这天天气有些反常，风大难行。梁漱溟回到寓所后便感觉身体不适，呼吸不畅，但他不愿意住医院。4月25日，病情加重，再也不能拖延了，两个儿子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初步检查后，大夫提出留院治疗，并进一步检查。梁老病情有所缓解，但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是因肾动脉硬化导致的尿毒症。
　　
　　梁漱溟跟许多老人一样，在医院度过了最后的光阴。
　　
　　1988年5月3日及5月11日，李渊庭夫妇两次到病房探望梁漱溟。第一次探望时，梁漱溟沉默不语，只是用疲惫无力的眼睛看着他们。当时，梁漱溟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二层204房间，昼夜由几个儿孙轮流陪侍。第二次探望时，梁漱溟正由保姆赵阿姨陪侍，梁漱溟的外甥邹晓青及另外两位女士已在座。保姆见李渊庭夫妇进来，凑到梁漱溟身边，说：“李先生与阎先生来看您。”梁漱溟在保姆的帮助下翻转过身来，用无力的双眼看看大家，闭了闭眼睛，又睁眼看着李渊庭，张张嘴，想和老学生说点话。李渊庭靠近老师，问：“先生有话要和我讲么？”梁漱溟轻轻点头，用低沉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小……我……几岁？”李渊庭回答道：“小13岁。”梁漱溟看着他，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又睁眼看着，意味深沉，却再未说话。
　　
　　5月11日，梁漱溟已由二层病房转移到三层311病房。医院的治疗，不是灌肠，就是让病人服中药大黄，以此排除尿毒。5月10日晚，梁漱溟泻了五六次，全身难受。第二天他便拒绝灌肠，拒绝吃药，饭量也减了一半，烦躁，叫嚷着肚子不好受，要求回家。医生们有点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外界仍有许多人想采访或拜访梁漱溟，但都被他的家人挡驾了。台湾《远见》月刊记者尹萍女士来京采访，再三请求探视梁先生。她对梁培宽说：“我在台湾上大学时就读过梁老的著作，一直非常敬重梁老的道德学问。现在，我只想见梁老一面，拍张照片，决不多打扰。”在恳切的言辞下，尹萍被同意进入病房。尹萍在病房只呆了一会儿，算是梁漱溟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虽然短暂，但也是弥足珍贵的。尹萍后来在专文中写到当时的情景：
　　
　　5月17日，我在协和医院外宾病房三楼见到他。他躺在病床上，看来清瘦而疲乏，右眼紧闭，左眼微睁。他的儿子梁培宽在他耳边大声告诉他，我是从台湾来的。他的左眼一睁又闭，双手在被单覆盖下，有些颤抖。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脸来，示意梁培宽附耳过去，断续说出：“台湾，郑彦蔡与我相熟……还有张群，……李朴生……他在美国……胡秋原……”我告诉他，台湾有许多人读过他的书，问他愿不愿意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他迟疑片刻，困难地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
　　
　　我再问他，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望。这次他回答得比较快：“要顺应世界潮流。”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尹萍并不是惟一进入梁漱溟病房的台湾客人。叶笃义的文章中提到一个感人的场景：
　　
　　他(梁漱溟)住进医院时，已疲惫无力，躺在床上，神智虽然还清楚，但不能多讲话了。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刚从台湾来的一个人，由一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陪同一道去看梁先生。他看到梁先生的样子，知道无法进行对话了，于是他站在梁先生病榻前面，央求陪他一道去的人为他照了一张相。他又拿出本来预备同梁先生对话时所用的录音机来，在机前喃喃自语讲了大致如下的一小段话：“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来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讲完了上面一段话后，他就向梁先生鞠躬告退了。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漱溟有气无力地回答：“小事。”
　　
　　5月11日晚，梁漱溟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看他备好纸笔后，梁漱溟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梁漱溟说这话时十分平静。梁漱溟只吃少数几剂中药，对其他中药及治疗尿毒的药，以及灌肠，均一概拒绝。梁培宽写信给李渊庭，请李劝说。李渊庭却因忧虑梁漱溟的病情，心急上火，以致自己也患上腿疾，腿脚肿痛，难以行走。收到梁培宽的来信后，李渊庭勉强来到协和医院，劝梁漱溟吃药、吃饭。
　　
　　6月20日上午，协和医院的毕大夫为梁漱溟检查身体，认为梁漱溟的心和肺都好，可以做人工肾手术。这个消息使梁漱溟的家人异常振奋。梁培宽害怕父亲拒绝手术，特地说：“李先生、晓青、阎先生都赞成做人工肾手术。”梁漱溟点头同意。手术时间定于6月24日。就在医院为做手术进行准备，亲人们满怀希望地等待奇迹发生的时候，6月23日早上，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医生赶紧采取急救措施，但已于事无补了。医生问：“梁老，您的感觉怎么样？”梁漱溟回答：“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接着，他便溘然长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