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 ，作者：杨耀健，原题：《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初期关系

    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抗战前的中苏关系微妙。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旗帜鲜明地声援中国抗战。7月1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愿意援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苏关系。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是苏联对中国的重大道义支持。

    签约后，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莫斯科谈判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1938年2月，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请求苏联援华。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愿始终相助”。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3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第一笔长期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7月，苏联又第二次提供信用贷款。以上两笔贷款各为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人民对外贸易[注: 对外贸易亦称“国外贸易” 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这种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部长米高扬与孙科再次达成协议，签订了1．5亿贷款条约，一年后，苏联另外提供5000万美元。以上贷款，中国则以农矿产品作价偿还。1939年6月16日，中苏又签订了通商条约，发展两国的商务关系。

    苏联不仅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援中国抗战，还先后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直接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据统计，1937年底至1939年夏，苏联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365人。截至1939年底，苏联派出志愿空军飞行员计5个大队2000人和1000余架飞机。苏联志愿空军参加过保卫武汉、重庆、成都、兰州的空战，有200多位飞行员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战争。战争最高潮时全球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有19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爆发后，苏联为加强自身的战备，对华军援逐渐减少。德军入侵波兰，苏联因“东方战线”问题被国联开除，中国代表弃权。苏联外长为此诘问中国代表，中国向苏联作了解释，并保证“如国联此后有制裁苏联之行动，中国必尽力打消之，使不成立”。中苏双方依旧友好往来。1940年5月，国民政府改派邵力子为驻苏大使，加强对苏工作，当年冬天苏援增多。截至1941年，苏联援华军火与贷款数，是英美两国之和的4．5倍。毛泽东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大量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日苏中立条约[注: 简介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订立中立条约。 介绍 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时局处理要纲》，]》引发危机

    此后，中苏关系曾两度出现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1941年4月，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与德国、日本同时作战，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维持彼此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当缔约一方遭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条约还附有一项《疆界宣言》，规定双方互相承认外蒙古和伪满洲国。这显然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

    4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奉命发表声明指出：苏日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中国“决不能承认”。《中央日报》记者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求见潘友新大使，潘友新托病不出。4月15日，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拜访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表示：“该约专为苏联保持和平，与中国无涉，谈判时亦未提及中国，不影响中国抗战。”19日，潘友新大使也向蒋介石说明：“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18日，王宠惠外长向参政会留渝委员报告外交情况时，也证实了苏联援华的“西北运输现亦照常维持”，没有中断。

   于是，中国当局决定不恶化同苏联的关系，将两国关系维持在现有水平上，继续争取苏联对中国的援助。5月5日，根据中国的建议，苏联恢复了中断多时的连接重庆的阿拉木图至莫斯科段航空运输线。5月8日，孔祥熙与苏联大使潘友新就有关中苏物资交换问题进行谈判。外电评论：“此项谈判，紧接苏日中立协定之成立而进行，尤有意味，盖可使一般人相信苏日中立协定，并不影响苏联之援助中国。”

    新疆问题

    从太平洋战争[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美国设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所在地，同时轰炸英、美军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爆发到1944年年底以前，中苏矛盾主要围绕所谓“新疆问题”而展开。

    抗战爆发以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都是通过新疆进行的。当时新疆处于军阀盛世才的控制之下，通过对盛世才的援助和控制，苏联获得了当地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的控制权。正如苏联外交官阿·列道夫斯基所回忆的：“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大量的食品绝大多数来自新疆。”

    为保持这种局面，苏联在新疆一直驻有军事机构。但是，1942年7月7日，一向标榜亲苏、联共、反帝的盛世才，眼看苏军在对德作战中形势不利，突然向蒋介石表示归顺，并于9月17日逮捕了在新疆协助工作的100多名中共干部。蒋介石立即派军队入新疆支持盛世才，并派宋美龄等人去迪化乌鲁木齐，称中央已派兵进驻西安、玉门，牵制在哈密的苏军，另将委派外交特派员赴新，将外交权收归中央，要求盛世才“肃清”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并通知苏军退出新疆。

    7月16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潘友新，通告苏方今后凡有涉及新疆与苏方关系的事务，概由中国中央政府负责。10月24日，邵力子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谈，莫洛托夫表示：“在我国自斯大林与我以及所有参加政治生活之每一人，无不主张中苏两国之亲善。……中苏两国在历史上政治上之关系，须为良好。”同年12月11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递交了斯大林的信函。斯大林在信中指出，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过去的艰苦环境中处处都有表现，他相信这种友谊在今后定能继续巩固发展，在战后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的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他相信新疆问题不致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蒋介石探明苏联态度后，便想乘机取得对新疆的控制权。为此，他于1943年4月迫使苏军撤出哈密，同年6月派军队进驻哈密。而盛世才则秘密杀害了中共在新疆的领导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盛世才“转向”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国民党的反苏反共行径，遭到中共的严厉批驳，引起盟国的普遍关注。苏联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向蒋介石表示对国共关系的严重关切，苏联报刊也在几年来第一次发表了抨击国民党的文章。

    1944年3月，新疆哈萨克中少数分离主义分子胁迫部分居民逃往外蒙古，中国方面派兵追赶，遭到外蒙军队和飞机的袭击，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苏方宣称这是因为中国军队已进入外蒙境内，而中国方面却予以否认，并说明苏联飞机已越境袭击了承化和赤台。蒋介石向美国通报这件事，一再说这不是一件地方性的偶发事件，希望罗斯福予以注意。

    8月11日，反复无常的盛世才又在新疆逮捕国民党员200余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将他们撤换，并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要“悔过自新”。蒋介石闻讯立即下令撤消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调盛世才为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同时指示吴忠信和驻苏大使馆参事刘泽荣向苏方表示友好。

    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而改善。同年11月12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脱离了关系。“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否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称“东土耳其斯坦”是其祖国。他的错误说法遭到临时政府内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布杜克里木·阿巴索夫等人的批评和反对。阿合买提江指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新疆人民的祖国。阿巴索夫向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宣传中国共产党，赞颂中共的主张，认为新疆人民的斗争是中共领导的人民事业的一部分，要求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他们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逐渐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苏联驻新疆的主要外交官也认为伊犁政府宣布独立并不妥当，可是也有人表面不置可否，内心却另有主张。

    伊犁“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蒋介石左右为难。国民政府外交部向他建议：“关于新疆问题我们应针对苏方策略筹划应付方针。”外交部分析道：“新省少数民族，因我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故易受苏方之诱惑，发生叛变，一旦事变发生，颇难收拾。为谋确保新省之安全须先安定少数民族，放弃过去一贯之高压政策，赋予自治政策，由我督导，增强省防。但必须避免刺激苏联，与苏联协商经济合作须以经济互助为前提，若借助于英美又易启苏联之猜忌，莫若顺水推舟，迎合苏联之意。”这样做，“一方既可达成我新省之建设，一方又可暂时稳定苏联对新之态度”。蒋介石认识到此事牵涉对苏外交的全局，指示不可轻动。吴忠信秉其旨意，一面宣抚地方，一面大讲敦睦外交，并请派青海国民党军队进入新疆，权充后盾。但是“新疆问题”并未得到缓解，它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注: 阿尔泰诺尔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又译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一样，成为中苏关系中的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