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照片里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以研究饥荒而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如是言。

　　1942年河南饥荒—这场可怕的灾难因《一九四二》的上映，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灾难中的“人祸”，也就是社会制度因素，不可不予深思。

　　一九四二年的“人祸”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刘震云先生在其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结尾中写道。

　　“当饿死的中国鬼还是不饿死的亡国奴”—这句话在小说发表的1990年代，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引发了对主权与人权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辩。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本身可能并非如刘震云先生所提出的这般尖锐。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在日军侵占的新乡地区，日伪政府确实对灾民进行了赈济，使许多人免于饿死。随后的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注: 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www.LsQn.cN]，第一役就在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大部不战而逃，豫西地区(当时属国统区)的民间武装将溃逃中的5万国民党军缴械，送交日军处理。

　　日伪政府救济过灾民，而河南老百姓帮助过日军—刘震云先生可能据此得出了上述结论。但是上述两个事实发生在河南不同的地区，大饥荒中，日伪政府也不可能对豫西的饥民进行救助。那里的老百姓之所以如此行动，还是基于对国民党政府以及军队横征暴敛、拉丁派夫的愤怒。

　　但是，不能据上述事实而抹杀全体河南人民的民族大义。抗战期间，河南派粮派丁全国第一;黄河决口阻止了日军，但却淹没了几百万河南人的家园;灾害更甚的，还是1942年的饥荒。

　　如果将河南民团将国民党军缴械的行为反过来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1942年大饥荒的制度成因—也就是天灾后的“人祸”问题。

　　“人祸”中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权力阶层对灾荒的麻木不仁。

　　河南老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传递到刘震云的笔端，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刘先生写道：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

　　其次，信息的封锁导致的救灾的迟缓，不能不说是饥荒扩大、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先注意河南灾情并进行报道的民国报人，可能是《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者李蕤(原名赵鸿恩)在其《无尽长的死亡线》的后记中记载：“他(张高峰)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从洛阳到叶县沿途，目睹了灾情的严重，写了一篇通讯，透露了灾情的信息。重庆《大公报社根据这片通讯，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大意是说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中原却有大批灾民饿死，希望当局予以注意。《大公报》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责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则被河南军政当局扣留达数月之久，在舆论的之压力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才将其释放。

　　不但是媒体，民间的舆论也被政府严密管控。民国期间毕业于河南临颍县甲种农校、后任临颍县高中教师的张洛蒂，在《河南文史资料》上著文回忆：

　　“国民党政府继续逼粮催款，稍有迟疑，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又加清理历年田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把群众仅能维持生命的口粮，一搜而光。……中原灾情惨重到这步田地，国民党政府不让报纸揭露片言只语，说是有碍国际视听，群众愤怒万分。”

　　“四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了他。五月下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里押到警察局七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到’。后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我寄重庆那个小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打算联名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国防部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专属，专属批转临颍县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