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还在于对其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一　抓住《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

　　面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已经感到，这并非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现实的发展也使他认识到，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打破。全部信息都告诉他，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正在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操作中越来越稳固地占据各部门的权力。这种迹象在1963年－1964年这两年中，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个纯熟的政治家刀必感到了这些问题绝非以往按部就班的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所能解决的。只在会议斗争的舞台上，他不可能将刘少奇及其所代表的党的一批上层领导干部搞掉，更不可能将刘少奇这条路线在各省、市、地、县的代表人物搞掉。政治斗争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按部就班的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然要寻找别样的程序。

　　毛泽东从来都是以领袖的身份出发指导全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方式对他而言都是合法的程序。只要这些程序可能被他的巨手调动，他就会想方设法地调动。他深知，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本身还在于对力量的使用艺术。wWw.lSqn.Cn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在政治局面对面的会议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须超出这个范围才能得到。当毛泽东有关政治思想革命的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党得不到真正有力的贯彻执行时，他知道，需要对党本身做一个除旧布新的大手术。

　　为此，他必须使斗争尽可能地公开化，尽可能地全党化、全国化和社会化。在这里，有几个力量是他可能凭借的。

　　首先，是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个人威望。正像他对斯诺讲的，这种个人崇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凭借。在社会公开的舆论中，没有任何人敢于举起讨伐他的旗帜，而他，却可以举起讨伐任何人的旗帜。

　　其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路线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正像其后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图画一样，他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必定会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中得到热烈的响应。

　　再其次，他深知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多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他永远注意民众的大多数，他也相信民众的大多数会站在他的旗帜之下。

　　所以，党内斗争一旦公开化，民众的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声势。以此声势为底盘托起的党内斗争，一定会形成对他有利得多的格局。

　　他当下处心积虑的是，寻找突破口。

　　对于这场政治革命[注: 革命的本义是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关于政治革命，列宁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如何搞，他目前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重点是明确的，应该将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应该在全国开展一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更多的内容却不是一下子都能设计好的。

　　毛泽东从来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社会主义或许是空想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他一贯依靠行动开辟道路。不需要想好了再做，而要在做的过程中逐步想好。

　　正当他多方面抓题目、作文章时，真正的突破口出现了。

　　这就是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原本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史学家，之所以写出《海瑞罢官》，最初可能还和毛泽东本人有关。1959年，面对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毛泽东也曾发出过某种程度的批评。毛泽东曾经讲道，有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其实是上面压下来的。他鼓励人们敢讲真话。他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当然，这些讲话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没有彭德怀这样的人物站出来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对他时，毛泽东倒有足够的胸怀。领袖的权威在没有受到威胁时，领袖恰恰能够显出宽容。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自然得到了响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很快便在有关会议上讲到要写海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作为史学家的吴晗紧跟潮流，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并于1959年6月16日刊登发表。

　　随后，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完成，已是庐山会议（1959年7月－8月）结束之时，为了在政治上避嫌，划清界限，经胡乔木等人审改之后，该文于9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特别增加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述。这无非表明：彭德怀不是海瑞，海瑞不是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