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柏杨先生2008年4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除了他翻译的《资治通鉴》外，其余的作品囊括殆尽。第二十四卷，主要是“柏杨回忆录”。

　　柏杨一生备经苦难，极富传奇性，我读其自传最感兴趣的是两件事：一、抗日战争时，像柏杨这样自称“野生动物”、颇有反抗基因的青年，怎么追随了国民党，而没有选择当时尚处于弱小、但却是抵制主流、或明或暗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抗的共产党?二、柏杨的冤案。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注: 七十年代”是指一个世纪的第7个十年。现在特指20世纪70年代。在七十年代，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多极化正式形成。]台湾文坛一件大事，柏杨以写杂文得罪国民党当局，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使他以“匪谍罪”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1968.3.7-1977.4.1。

　　柏杨虽出身于中产阶级[注: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WWW.LsqN.Cn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的家庭，但其不幸源自幼年丧母，很小就受到继母的极度虐待。父亲的关照只能增加继母对他的仇视，于改善生活待遇无补。父亲将他送回老家河南辉县，由于性格孤僻柏杨自称“个性顽劣”，不乖、不服管，所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再加上教育制度上的问题教师体罚和得罪校长被开除，少年时的柏杨就有了一种叛逆意识。因为生活不稳定，数度迁居，转学与升学就成为柏杨最头疼的关隘。为了过关，他数次伪造学历证件，伪造证件在民国时期是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叛逆性格与违法行为逐渐地把柏杨推上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位置，在社会动荡之际，这类人很容易参与革命或造反活动。

　　抗日战争打响后，柏杨正上高中，由于爱国激情，更是为了寻求出路，摆脱“假文凭案”可能爆发的威胁，他参加了设在南阳县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这个班训练三个月，毕业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在训练期间，“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当时他正崇拜蒋介石西安事变极大地提高了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张纯亮提醒我说：‘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

　　看来柏杨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三八式”的共产党干部。如果他真的与张纯亮去了延安，如果在延安不出问题不过就柏杨桀骜不驯、又特别较真的性格来看，延安整风时说不定会出问题，建国后大约就是个厅局级的干部。不过，就在出发的前一刻张纯亮被捕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柏杨有些遗憾地说：“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国民党经过“以俄为师”的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改组后，也属于组织类型的政党，但其组织的技术技巧和能力远逊于共产党，可以说连一半也不到。何方先生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描写了延安整风前“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里有“遍地的歌声”、“经常的集会”、“活跃的文体活动”、“民主的气氛和实践”、“平等的人际关系”、“军事化生活片段”，朝气蓬勃，从这种氛围来看就是一派打天下的气象。青年经过训练培养，便被派往各个工作岗位，被派到敌后根据地很快就能开辟出一块天地。

　　我听一位老共产党员说：1942年日本扫荡时，许多根据地组织被破坏。他就拿了一封组织介绍信，到“平北”北平以北广大地区来主持开辟和恢复工作，很快就把已经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柏杨在国民党中经多次培训，先是战干团，后来又被送到培养三青团干部的“青干班”。前者蒋介石曾经亲临，后者是国民党中央主持的政治培训机构。但都混乱不堪，在敌机轰炸中手足无措;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学员被仓促派遣。这些都说明其办班计划不强，组织机能极差。

　　柏杨被派回已沦陷的河南老家开展敌后工作。他感慨“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柏杨很快在家乡暴露身份，跑进大山开展工作，但不知要做什么。“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就是会写又有什么用，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从这些地方可见作为组织类型的政党，国民党是不够格的。

　　后来柏杨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渴望上大学，于是利用机会，伪造文件，把自己保送到东北大学，以圆大学梦。当时左派学生认为柏杨是国民党特务。1990年代初，我曾与最近故去的徐放先生当时也是东北大学学生谈起柏杨。徐先生说：“柏杨是国民党特务，被派到东北大学的。我们和他们有斗争。前年我去河南，从辉县路过，看到车站上有个大牌子标示‘柏杨故里’。我把站长找来，要他们把牌子去掉。”徐当时是《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我读了回忆录，感到徐放等左派高估了国民党的组织能力。柏杨到东北大学上学只是个人行为。当时他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小职员，负责审查沦陷区来的大学生，证件合格的便报到教育部，由教育部分配到各大学。想上大学的柏杨突发奇想：每天把那么多沦陷区来的学生发往各个大学，为什么不把自己也派发到大学去呢?于是他把从南京来的中央大学政治系郭大同的证件，改为郭衣洞，发到教育部。当时南京已沦陷，无从对证。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迁回南京，发现柏杨伪造证件，便永远开除学籍，而且令任何院校不得收容。可见并非如东北大学地下党和左派学生想的那样。

　　在“东大”柏杨确实与左派学生发生过冲突，有时还很激烈。柏杨说：“那时，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祖国学社’，是一个专门和左倾同学对抗的学生组织。”两方争什么?“祖国学社的成员满腔热血的要爱自己的祖国，来和共产党热爱国际的口号对抗。”“有时候左倾同学把祖国学社的壁报半夜里砸毁，祖国学社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手段，半夜里把他们的壁报撕烂。”无怪作为左派的徐放，数十年后，仍然对柏杨那样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