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住所被敌人包围

　　他骑车闯敌阵机智救人

　　打入敌人心脏，进行地下工作，时时充满了风险。申振民凭着大智大勇，多次化险为夷。

　　三青团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组织，任何地方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申振民报告说：“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动员全局把这个住宅包围了，准备动手抓人。”

　　申振民一听就明白，那是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他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陈忠经研究，决定马上通知王石坚。由于没有电话，只有派人去报信。

　　谁去都意味着危险!申振民毫不犹豫地对陈忠经说：“你们都有家室，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牺牲了也无所谓，我去!”

　　黄昏时分，申振民骑着自行车来到胡同口。他向四周观察，感到有些紧张，就先到附近公厕里镇静一下，然后又骑上自行车在警察重重包围中径直冲进住宅。

　　就在门外便衣发愣的时候，申振民对王石坚说了一句话：“有任何事情一概推到我身上，就说都是我叫你干的。”

　　便衣密探看到三青团的书记来了，感到莫名其妙。申振民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他找到策划抓捕行动的中统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责问：“王石坚是我们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你们不打招呼就动手抓人，破坏我们的工作关系?”对方无法，只好道歉：“对不起，因为发现王石坚家里常有人来往，他本人也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本想抓了再说。wwW.LSQN.cN误会，误会……”

　　王石坚本来是秘密的，现在再也藏不住了。申振民和陈忠经研究，索性把他公开化，决定让其成为专门训练共产党嫌疑人劳动营的中校教官。王石坚一下子就成了“反共”的人，得以便利地以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

　　这一情况报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嘉奖。嘉奖令说：“身入虎穴，不顾个人安危;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机智勇敢，沉着大胆，含辛茹苦，英勇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使党的负责同志和党的机关免遭敌人的逮捕和破坏，转危为安;是全党的模范，为全体干部学习的楷模。”

　　获取无数情报仍被敌人重用

　　受蒋介石接见还被送美深造

　　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振民手中，他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他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保持直接联系，每三天甚至每天向其汇报，及时电告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队攻打我军占领的一个县城。申振民获得情报后，立即电告延安。我方将城里军民全部撤走。胡宗南部队精心组织的进攻，结果扑了个空。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不绝。熊向晖[注: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申健和陈忠经是另二杰）。]从胡宗南身边、申振民从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我军免受了重大损失。

　　我党电台广播及时将敌人的作战计划予以揭露，广为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当时，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抗日，国际上的苏联、美国、英国也反对中国打内战，在强烈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动。敌人突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尽管申振民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仍一路得到国民党“重用”，甚至还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团长是蒋介石，任务主要是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举办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临会场，众多党政军要员出席。申振民代表全体学员向团长致辞。他身材魁梧，英姿出众，演说充满豪迈气概，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破例单独接见申振民两次，询问他在胡宗南那里的工作情况。很显然，蒋介石对申振民很感兴趣。胡宗南甚至担心蒋介石把申振民留下。不过，蒋介石还是对申振民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事后，胡宗南立即召见申振民，慰勉有加，深表满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振民升任胡宗南总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成为胡宗南“亲信”。在这个位置上，他为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1946年，胡宗南决定派熊向晖、申振民、陈忠经这三位帮他工作多年、深受器重的青年才俊去美国留学。

　　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

　　补白

　　周恩来胡宗南同作月下老

　　“要说我父亲的工作，就不能不提我的母亲。”申强的言语间，透出对父母由衷的钦佩，“我母亲同样是那个年代的优秀青年，他们的结合得到了周恩来、胡宗南的支持。”

　　申振民的夫人熊汇苓，是熊向晖熊汇荃的姐姐，出生于安徽凤阳的熊姓望族。她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由熊向晖居间安排，经胡宗南同意，被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完成学业后，熊汇苓等不及参加授予硕士学位的典礼，便急切地起程返回祖国。回到上海后，熊汇苓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专员。

　　熊汇苓回上海以后，熊向晖有一天向胡宗南报告：“汇苓已经回国了。”胡宗南得知熊汇苓尚未结婚，主动介绍说：“汇苓小姐是难得的人才，如果小姐有意，我想振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熊向晖将此情况向组织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并指定专人负责安排和促成这一婚事。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走到了一起。

　　补白

　　“前三杰”和“后三杰”

　　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一说法来自于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共高层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评价。

　　熊向晖所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的回忆文章中介绍：1949年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刘少奇亲自为他改名字

　　老地下党员成为外交官

　　1949年7月，留学美国数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汇苓及陈忠经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熊向晖此前已经先行回国。

　　“他们一回到党的温暖怀抱，组织上便指示他们改名字。”申强回忆说，申振民改名为申建，意思是献身于建设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主席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加了一个单人旁，从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熊汇苓改名为熊友榛。

　　申强认为，组织上要求他们改名的目的，是考虑到使用原名的他们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今后改用新的名字，将由党委任他们开始担负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从忍辱负重的地下党员到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申健夫妇从内心感到自由、欢快和自豪，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一干就是5年，直到1955年结束任期返回北京。这段时期，正是中印友好关系达到顶峰的时期，每年我国国庆，印度总理尼赫鲁[注: 贾瓦哈拉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 Javāharlāl Nehrū 1889年11月14日－1964年5月27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领导人，]都要到中国使馆参加招待会。

　　赴任古巴大使遇恶劣天气

　　宁强行着陆也不取道美国

　　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外交工作，也与地下工作一样，充满了艰险。1955年万隆会议前，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一手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在大会闭幕时，中方得到美蒋特务要刺杀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密情报，为了保卫周恩来的安全，中方代表团临时紧急组织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同志，围在周恩来的周围。

　　身材高大的申健和其他同志一起，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挤，一点点往外挪，最后将周总理安全地护送到大门外的汽车上。目送着周总理乘坐的汽车缓缓驶去的时候，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后来，申健回想起来，还感到很欣慰，因为他有幸当了一回周总理的贴身警卫员。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申健赴古巴担任大使途中。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个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申健于1960年10月被周恩来亲自挑选担任第一任驻古巴大使。当年12月，申健一行途经莫斯科、布拉格、瑞士，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包机，飞往哈瓦那。碰巧那天古巴天气特别恶劣，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无法降落。

　　机组人员告知申健，云层太低无法降落，只能飞往美国的迈阿密。申健一听，坚决不同意，因为美国当时是中国的敌对国家，新中国的第一任驻古巴大使出现在美国绝对是爆炸性的国际新闻!

　　他一再恳请机组人员千万不能飞往迈阿密，同时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开始销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为万一遭遇不测做准备。机组人员决定冒险强行着陆，完全凭借着机场雷达的指挥，飞机成功地盲降在哈瓦那机场。新中国驻古巴的第一任大使就这样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在古巴担任大使时期，恰好遇到美国雇佣军登陆猪湾、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申健沉着应对、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将中古关系推向了高峰。此后，申健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驻印度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学院教授等职。

　　1992年3月，申健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