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百年浙商》 作者：毛祖棠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对于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就和非凡影响，上个世纪的三位伟人都给予了正面评价。

　　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中，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就与宁波帮商人有密切的交往。一些宁波帮商人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也有一些倾其财力从经济上对革命给予资助。宁波帮商人的雄厚财力、奋斗精神以及经商传统和成就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到国内政治专制、社会混乱、经济凋敝的情况，感到非常痛心，但苦于在政治上已没有出路，因此把振兴中华的设想更多地放在实业上。他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构思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计划，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为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1916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宁波考察，在宁波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孙中山谈到，浙江的开通、安定和富有属全国之冠，而宁波又为浙江之冠。宁波虽然开埠在广东之后，风气之开却不在广东之下，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经济实力非常大。www.lSQn.cN“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孙中山认为如果整顿有方，宁波自可成为各省之模范。他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条是振兴宁波本地的实业。孙中山认为宁波实业很发达，但大多在外埠，而不在宁波本地，这是一个不足。他认为在母地发展实业是基础，“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可茂也”。而且宁波发展本地实业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宁波人有工业的经验，二是甬江有良港，运输便利。因此，宁波人一定要“悉心研究，力加扩充”。第二条是修理河道，兴建港口。孙中山认为，宁波的地理位置好，商业繁盛，有甬江直通大海，可与各国直接通商。但是河道和港口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因此，最重要的是将甬江的河道治理好。“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永无淤塞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第三条是整顿市政。孙中山特别强调对街衢道路的整顿，“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整顿街道需要大量经费，孙中山提出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核定地价，收土地为公有，以此来办理公共事务。不能以无钱而不思整顿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对于此事，不宜畏难而在设法”。第四条是组办实业银行。孙中山认为这一条非常要紧，如果有了自己的银行，就不用将巨大款项存入外国银行，而经济也有活动之余地，办实业也更加容易。对此，孙中山对宁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宁波人既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有伟大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亦最紧要之举。”最后，孙中山把宁波和上海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上海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人之力，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惶愧，而宁波人完全有资力和能力将宁波建设好，使之成为中国第二个上海，而且是“中国自己经营的模范之上海”。此后不久，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的港口规划中再次从两个方面提及宁波。一是宁波的实业，他认为宁波地方虽小，但极富，其人善企业，以手工业[注: 手工业是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手工工具从事小规模生产劳动的工业。其特点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用私有生产资料分散经营。主要类型有：自产自销的手工业，]知名，与广州不相上下。“中国之于实业上得发展者，宁波固当为一制造之城市也。”再就是港口，他认为宁波是一个老条约港，位于浙江省之东方。“此地有极良通海路，深水直达此河之口。此港极易改良，只需范之以堤，改直其沿流两曲处，直抵城边。”虽然如此，孙中山却认为宁波港与上海港过近，与外国直接的出口贸易未必能多，只能作为地方性的第三等港。孙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确，今人就不必再去探讨了，但他对宁波的关注可见一斑。

　　相比较而言，在上世纪中国的伟人中，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其主要的经历，他与宁波的联系比较少。毛泽东对宁波发表看法大致有两次，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另一次是在建国前夕。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搞调查运动，对江浙地区也作了一些研究。1926年10月，毛泽东写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指出：“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的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虑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毛泽东列举江浙的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等地农村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目前属于浙江宁波地区的慈溪和那里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慈溪属于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区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闹荒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集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到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又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成为普遍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于群众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时隔23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毛泽东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宁波。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三野战军粟裕和张震的电报中对占领宁波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第二，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这两条指示，反映了毛泽东不以个人恩怨来对待敌手的博大胸襟;保护宁波帮财产，说明毛泽东对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有充分的估计，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建国后发展经济的一些想法。

　　20世纪中国三代伟人中，与宁波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大的要数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是，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究竟怎样才能更快地摆脱经济困境，迅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除了政策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必须发现和抓住一切可以发展自己的机遇，发现和抓住那些属于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机遇，才能造成自己的发展特色，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

　　1978年秋天，香港人士宁波帮的实业家包玉刚致函内地，要求回乡探亲。邓小平立即授意廖承志出面邀请，并于当年11月在北京与包玉刚会晤。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和十余年的交往。后来邓小平又先后会见了宁波帮代表人士邵逸夫、王宽诚、安子介、赵安中、马临、应行久等。通过和他们的交往，邓小平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以及爱国情怀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形成了关于宁波发展的思路，并在实践中给予全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的发展。

　　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国务委员谷牧汇报沿海开放城市情况时指出：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邓小平还指派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到宁波，协助做好对外开放和发动宁波帮的工作。在邓小平推动下，“宁波帮”从1984年初至2003年上半年在宁波投资建设2082个项目，为宁波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84年10月，当邓小平得知包玉刚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时，深表赞许。1985年初，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宁波大学，邓小平说：办宁波大学的问题，包玉刚先生出钱，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两个月后，包玉刚在与邓小平会面时，又提出宁波的机场问题也要解决一下。1985年1月，邓小平亲自向谷牧交代：关于宁波的问题我讲两件事：第一，要给卢绪章办个长期护照，可以长期进出香港;第二，宁波机场我已让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明确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次，逐步做到每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了，宁波以地方为主搞一个大一点的机场。

　　1985年中旬，邓小平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时特别强调了在宁波建港口的问题，他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指长江三角洲)，如果把上海、宁波连接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还支持包玉刚关于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倡议。他说：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

　　1992年12月底，邓小平在杭州疗养，在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交谈时，仍非常关注宁波的发展和宁波帮动员工作，并关切地询问了包玉刚生前为之奔走的北仑钢厂和北仑港的情况，再次强调要发动侨居海外的宁波帮共同为宁波出力，他还提出去宁波视察。

　　邓小平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与海外侨胞，特别是海外宁波帮人士的交往中，从宁波在海外侨胞支持下得到发展的事例中，看到几千万海外侨胞的雄厚资金实力和人才、技术资源的巨大力量，感到了几千万海外侨胞浓厚的爱国爱乡情感，认识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东西。1990年，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993年，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的谈话中再次指出：“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既是对广大海外爱国同胞包括宁波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开拓。

　　宁波商帮与现代浙商从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近代宁波商人的筚路蓝缕开拓在先，也就没有今天遍布于世界各地的浙商的辉煌创造。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