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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何时发现大跃进造成农民大量死亡的

时间:2012-12-29 16:33:32  来源:不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共中央最早因饿死人事件处分省级领导人,发生在1957年。

  中央为何处分广西省委

  当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处分广西省、地、县一批主要领导人的决定。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以及中共平乐地委书记、副书记,中共平乐、荔浦、横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十余人被罢免了党政职务,有些还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说明,公开处分陈漫远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广西省1955年和1956年发生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指出,广西省早在1955年就已经发生过农民逃荒和饿死的现象,国务院当时即发出过指示,要求“必须加强生产救灾工作,对某些情节严重的失职干部,应该予以严肃处理。”然而,广西省、地、县各级负责人“仍然麻木不仁,不能从事实中吸取教训”。1956年春荒再度到来,“广西省的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及时地作好粮食调度供应工作”,终至“造成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www.lSQn.CN”

  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其中以平乐、荔浦和横县最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处分广西省、地级负责干部的时间非常微妙。因为它恰好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派人前往广西调查其问题是在1956年底,也就是在整风运动刚开始发动之际。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中央监委的调查报告是5月16日,读过沈志华教授反右运动研究的人都清楚,当时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正在警觉当中,反右的决策还没做出来,社会上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热气腾腾。而书记处第二次,即5月20日讨论对广西问题的处理决定时,毛泽东恰恰决定要发动反右了。在这个微妙时刻坚持自曝家丑,一方面固然与整风反官僚主义的初衷有关,一方面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西省地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只是,这主要不是因为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广西当地负责干部隐瞒下情、无视中央指示的行为。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仅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注意者就有三四次之多。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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