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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此书为何受争议?

时间:2013-01-21 17:16:22  来源:不详

  由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对邓小平一生和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写,英文版因其独特的视角、翔实的资料而广受好评。

  据悉,新书首发式将于今日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同时举行。

  “20世纪有哪个领导者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

  2000年,70岁的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书,他把目标锁定在了邓小平。他对记者说,“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

  2010年,这部倾10年之力完成的邓小平传记英文版出版。10年里,他去过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及江西瑞金;访问了很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江泽民、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基辛格、美国数位驻华大使以及多位国务卿[注: 国务卿state,secretary of  国务院的行政首长。美国的国务院在联邦政府各部中居首位。建立初期,除负责对外事务外,还兼管领地、保管国家文献,与联邦法院联系等一些内政。]、白宫安全顾问,受访者达300多人,单单是注释,就有100多页。

  傅高义毫不掩饰他对邓小平的崇拜。是邓小平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而又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拥有现代化经济的世界大国。WWw.LSQN.cN他说:“如果有一名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谢他提高了自己生活水平的领导者的话,那么他就是邓小平。在改善这么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中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在20世纪,有哪个领导者对世界历史产生这样巨大而长久的影响力?”

  外媒:中国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记录

  傅高义的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外主要媒体关注。《纽约时报》先后两次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详尽的、及时的文献之作”,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2012年,《邓小平时代》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的外国事务非虚构类著作,傅高义的竞争者包括因《论中国》而入围的基辛格。

  2012年岁末,在哈佛大学剑桥小镇傅高义的家里,记者和傅高义畅谈了4个多小时。面对有一口流利汉语的傅高义,记者有一种对面坐的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学者的错觉。“最近习近平去深圳访问时,在邓小平雕像前献花,对邓小平很肯定。我想在这个时候出版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应该算是好的时机吧。”他笑着说。

  傅高义:

  在中国的改变中,邓小平是最重要的

  记者:你要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傅高义: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我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但是我还没想好去做什么题目,于是我跟很多人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门研究东亚问题的记者朋友听了我的话后,马上回答说:“你应该写邓小平!”

  我思考了几周后,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在中国的改变中,邓小平是最重要的;我也考虑,如果单写中国的政治或者某某组织,大家未必感兴趣,但是讲一个重要的人的故事,会好很多——当然我要谈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中国的政治情况。

  记者:真正开始进入这本书的写作时,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没有留下什么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从没有公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就学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本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所以他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罪证”,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此外,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与妻子儿女下放到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家人谈论党内高层的事。邓小平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

  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

  记者: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东欧、苏联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但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点的道路选择最后被证明比较成功。你怎么评价这种选择?

  傅高义:邓小平当时选择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个选择完全是对的。现在看中国的效果、苏联的效果、东欧的效果,我认为他做得是对的。

  邓小平相信在有力的经济改革中做出突破性的改变对于维护强大的中央集权[注: 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地方分权的对称。在这种制度下,]领导是必要的。他认为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在经济改革之前就进行政治改革[注: 政治改革是指统治阶级自觉地健全和完善政治统治体系的过程.-zhengzhigaige],在经济上他们无法成功,接着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将会由于太无力而无法像预想般做出回应。

  记者:你多次强调邓小平不是一个总设计师,而像一个企业的总经理。这怎么来理解呢?

  傅高义:设计家应该有一个“蓝图”,邓小平有目标,但是没有更详细的蓝图。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有的人说他“摸着石头过河”,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他有原则、有看法——更长期的看法他也有——所以他不仅仅是摸石头过河。据新华社、央视、三联生活周刊(来源:钱江晚报)

  傅高义:旁观有旁观的好处

  经历了数日焦急的等待,邮件采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先生的愿望终于落空,我们发去的问题没有答复。直到昨天下午拼版,在我们几乎放弃了希望,采用备选方案之时,电话铃声响起:“下午5点至5点半,傅高义先生可以接受你们的采访,来吗?”

  那是自然。当面采访,哪怕只有短短半小时,也比书面采访更令人期待。在三联书店编辑令人铭感于心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发布会举办的前一天,“抢”到了“中国先生”傅高义的采访。

  青阅读:您说过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那么您希望中国读者从中看到什么呢?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吗?

  傅高义:不是看到不一样的。我希望中国读者能看到这么几点:

  第一,虽然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够,但很多美国学者很认真很努力地希望了解中国,希望为中美交流多做些贡献。第二,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伟大的领导,不仅是在当时、在全世界的作用非常大,我个人认为整个20世纪可能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第三,我认为邓小平的一些想法仍然适合现在的需要,比如说他很重视中日的交流。我认为,邓小平看问题非常准,非常远,我希望人们多看邓小平的好处。

  青阅读:我想很多中国读者会好奇,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领导人的传记,会不会提供一些新鲜的“秘闻”(比如未公开过的内幕材料之类)?您书中材料运用丰富,其中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哪些部分呢?

  傅高义:中国有很多种人,有很多知识分子,但是能综合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我认为不多。

  我跟很多不同的中国人谈过话,他们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跟一些接触过邓小平的外国人也谈过话,比如李光耀,还有英国首相、香港以前的总督,还有基辛格等等。那些资料我觉得很少有中国人看过。邓小平非常了解外国情况,跟很多不同的外国人见面,在外交方面,他的成绩的确非常大。很少有中国人会了解他能做得这么多,这么好。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喜欢他,非洲人喜欢他,欧洲人喜欢他,外国共产党人喜欢他,他跟很多不同的外国人见面,还合得来,那是不容易的。

  青阅读:有观点认为,您书中使用的基本是已公开的材料,您认为,未公开或新发现的材料对于此类学术书的写作是最关键的吗?

  傅高义:比如说我用了卡特图书馆的很多资料,以前是秘密的,虽说后来公开了,但我估计很少有中国人看过。还有,我跟很多专门研究党史的中国人谈过话,我和他们交流,谈我的感觉和看法,他们因为看过内部档案,可能就会说不对,你不够了解。他们能把那个意思谈出来。你可以说这不是秘密的材料,但是这些谈话也具备一些新材料的意义。

  还有一点,我见了很多人,能听到不同人的看法。我认为我的运气很好,跟外国领导人和一些中国领导人都交流过,跟不同立场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都见过面,跟很多知识分子也见过面。所以我想我掌握的资料是比较广泛的,普通的学者不一定能看到的,我看过。

  此外,上世纪80年代我在广东待了七八个月,我跟很多县的经委主任详细聊过他们县的发展情况。邓小平最早是在广东和深圳开始搞试点的,我有第一手的资料。

  青阅读:作为一个外国人,您认为您写这样一部书的优势何在?您是否有自信面对广大的中国读者?

  傅高义:我的研究比较全面,我利用十年的工夫来研究并写成了这本书。刚才有人告诉我说中国学者现在太忙了,每年都教书,还要写文章。我十年专门做邓小平研究,不教书,基本也不写小文章,做全面的综合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很少中国人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还想,了解一个社会的特点,最好是研究过另外一个社会。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社会,一个教授说你最好去别的国家,能从外面看自己的国家。于是让我去日本做了两年研究,所以能更多了解美国社会的特点。虽然中国人也做外国的研究,但是还没有深入外国社会。中国人想客观地分析中国,恐怕也是不容易的。有人说旁观者清,我觉得旁观者不一定清,但在外面也有个旁观的好处。

  青阅读: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引发了一些争议,您怎么看?

  傅高义:我觉得90%的评价都是说这本书特别好,10%左右是批评。这些批评的一个原因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邓小平对某些敏感事件处理得不对,那么写他这个人“好”是不应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第二,这本书比较厚,他们没有详细看书,特别是记者,反应很快,但是没有认真详细地看书。他们认为我太支持邓小平,就是说好话,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批评这本书,基本是这个原因。(来源:北青网)文/本报记者 刘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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