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wWw.lsQn.cn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注: 叶剑英，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注: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人，中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1/7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