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wWW.LSQn.cn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注: 联合政府是指有两个以上政党共同组成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被共产党提出并得到了第三方“民盟”的支持，但因与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基调冲突而未被通过。]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这也正是为

　　什么，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页。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对西方宗教始终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除了抗战期间出于统战的需要外，还基于对信仰自由及苏联经验的理解，相信这种宗教问题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注: 经济基础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名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指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能靠强力来取消。因此，即使在战后土改运动期间，地方上接连出现粗暴对待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士与教徒的情况，一旦发现，中共中央通常及时去电批评和制止。在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过《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再度告诫各地：“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

　　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大陆范围内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将近400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的基本方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吸收两教重要人士进入政治协商机构，以便对其施以监督和影响。但由于天主教组织严密，且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神职人员多为外国传教士，故与中共始终疏远隔膜;而基督教因为教派林立，神职人员中中国人相对较多，有些还颇为进步，与中共人员又久有来往。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特别吸收了吴耀宗等5名基督教人士来做宗教界代表。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基督教的相对开放，特别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团体一直依赖于美国教会的资助和指导，从而在实际上受到美国教会的控制;苏联方面又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活动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华北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和宗教人士的活动很令人怀疑。中国的基督教过去主要活动在城市中，而今却经常有很多农村里的中国人来到城里参加基督教会所组织的礼拜和祈祷。参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一些省市领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他们提出：“某些宗教活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宣传宗教的限度，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搜集有关宗教活动的材料的通知》(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4~11。

　　随着类似的情况日渐增多，中共中央对两教的担心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严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至于原因，周恩来随后表示：“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混进帝国主义的间谍，加上帝国主义国际背景”。要避免让人怀疑，就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办教。“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8-1。 会员全文阅读   1/8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