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我研究建国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什么会一步步走上了‘文革’那样一条道路；想要考察今天的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谈及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历史学者杨奎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部书分两卷，第一卷为政治卷，第二卷为外交卷。在第一卷中，杨奎松详细考察了建国前后的土改问题、新中国的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以及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等问题。

政治运动扩大化是如何造成的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来看，建国初的几次运动，无论是土改、镇反，还是三反五反，都存在一些问题，几乎到后来都发生了严重扩大化，你怎么看这一情况？

杨奎松：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不能简单地把建国初所有的运动都等量齐观。建国初那几年，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中搞的政治运动至少有十几种，有的运动从后来的情况看，肯定是搞错了；有的运动即使在今天看，其目的和方向并没有错，比如土改、“三反”、民主改革等。

以土改为例。我在书里讲得很清楚，通过土地改革或其他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也是包括英、法、苏联等欧洲国家早年转向工业化的必经之路。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二战结束后，就连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以及在大陆一直不敢搞土改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也都强力推进土改。一向主张解放农民的中共，建国后马上在全国全面实行土改政策，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

我要讨论的，是方法问题，即该不该“一刀切”；和事实问题，到底有没有发生暴力土改的情况和为什么没能避免。这两个问题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一刀切”是个政策问题，即全国一个标准、一个比例数，不管地区差异、贫富程度和个人的善恶表现；而暴力则是上级掌握失控问题，因为从华北新区土改，到1950年土地法颁布，中共中央已经吸取了1947年根据地土改严重“左”倾的教训，三令五申，但因为我书中分析的种种复杂原因，一些地方还是未能控制住，依旧发生了滥打滥杀的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政治运动的过火、扩大化，为什么会出现？

杨奎松：原因很复杂，择要言之。

一是制度缺陷，下情难明。中国那么大，地方差异复杂，机构层层叠叠，权力又高度集中在最上层，政策制定者只能靠逐级汇报和走马看花了解点滴情况，这中间的差错、隐瞒不知凡几。

二是手段错误，大轰大嗡。上级领导一声令下，各种宣传工具就摇旗呐喊，各级党政遵命而行，马上组成工作队，稍做政策教育便分派到基层去大会小会动员，组织群众大揭发、大检举。找到线索则大会敲、小会逼，不坦白便群策群力软硬兼施，没问题也逼出问题来，小问题也逼成大问题了。“三反”、“五反”在这方面发生的问题最为典型。

三是政策片面，数字管理。因为是靠运动解决问题，自然就不能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不仅只能全国一盘棋，搞“一刀切”，就是具体管理也只能通过中间机构做原则监控，因此就只能层层靠数字、靠比例来考察。

1948年初毛泽东通过纠正土改运动偏差，发明了一个百分比管理法，就是认定全国5亿人口90%以上是农民，农民中90%以上是贫雇农和中农，8%是地主富农，算下来就是3600万。各地均按照这个比例来划地富。划太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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