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靠人治，不靠法治。所有这些运动，基本上都是打仗式的，各种配套的政策措施全都跟不上，仅凭以往的一些习惯做法和经验为参考，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像镇反、“三反”、“五反”等等，全都是运动搞起来之后，才来考虑打击面大小和政策标准问题，运动轰起来两三个月后政务院才开始颁布相关条例。

五是盲目服从，宁左勿右。比如，毛泽东在肯定《五四指示》（1946年发布，用于指导土改——编者注）对中小地主的“九条照顾”时，明确表示过反对肉刑。可同时他又提示不要和平分田，强调要用群众运动使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来得到土地。因此，他反对对农民的一些过激行为泼冷水，说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温和的政策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也难以落实，越来越“左”当然不易避免。

今天吸引民主党派到政府是基于长远眼光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考察了新中国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问题。为什么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明确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明确提出对资本家要团结、争取，但不过两年后，资本家就变成了打击对象，再过两年私营企业干脆不允许生存了？

杨奎松：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阶级斗争的逻辑使然。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革命成功的。但1949年的革命成功只成就了它奋斗目标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大功告成，它马上就要转入奋斗目标的第二阶段，即社会革命阶段。

这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纲领早就规定了的。民主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它团结争取的对象，而社会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了。建国后对资产阶级，包括对民族资本家及其私人企业的政策转变，只是迟或早的事情。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为什么会提出团结、争取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战争还在继续，何况经济还需要很长一段恢复时期，政权还需要巩固，刚进城的共产党也还很需要一段学习管理城市和经济生产的时期，因此当时曾提出过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的方针。既然还要一段时间过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自然也就会延续过去的做法，不会马上转向激进了。

但因为相信阶级利益根本对立，故即使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过程中，也一样会保持对资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并且随时准备在“利用”的同时，“限制”和“改造”对方。1952年的“五反”运动，最初就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发动的。

《瞭望东方周刊》：比较今天私人企业家入党蔚然成风，政府中再度吸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执政，你认为这与当年建国的理念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

杨奎松：都是共产党执政，前后做法又有十分接近之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至少是今天的领导人借鉴了当年的一些经验。但我相信，今天的做法和当年的做法，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因而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今和过去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不同，就是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不同。

过去共产党是按照自己的阶级划分标准划定谁是资产阶级，然后再在其中划分左、中、右，再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即联合谁、反对谁，来确定政府构成。因为是阶级意识决定一切，因此，欢迎或号召私人企业家，即私人资本家入党，是不可能的。

如今领导人的思维是非阶级斗争的，不以阶级划线，甚至不承认中国今天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三个代表”而不突出强调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因此，才会欢迎私人企业家入党，也注意努力吸收社会各阶层精英加入政府，以便扩大党和政府的社会代表性。

建国初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执政，从阶级政策的角度讲，其实是一种策略。今天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是着眼于扩大当今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更多的是基于一种长远眼光，并非简单的策略手法。因此，两者怕是不能同日而语。

靠政治运动反贪污，成本太大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指出，“三反”运动还是有效果的，因为此后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减少了。但是你又认为，当年干部腐败之所以得到遏制，根本上还不是因为“三反”运动，而是因为中国很快就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你认为运动式的反腐并非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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