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想研究改革大潮中的领导权、改革的决策艺术、改革的顶层智慧，就应该研究像他们三位这样久经考验的政治家。

　　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三位在国际上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大政治家——英国的撒切尔首相、美国的里根总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放在一起讨论，为什么?

　　三位政治家的不同

　　当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他本人在名义上并不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wWw.lSqn.Cn

　　我首先要说明：有关这三个政治家的讨论，要完全清醒地看到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根本不同。这些不同很容易列出。

　　比如，第一，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国家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工业化革命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根总统所领导的国家从20世纪始到21世纪初，是全世界在经济规模[注: 经济规模，也叫经济总量.对一个企业来说，一般是用产品产量或产品产值所表示的企业生产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的创造财富的总水平。]和技术实力上都最大最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仍然如此);而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当时是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之一。

　　这三位政治家所领导的国家除了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巨大不同，第二个巨大的不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从政治体制上看，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英国虽然没有成文宪法，却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最早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党竞争的议会制度的政治架构。

　　里根总统所领导的美国，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实行多党竞争的议会制度中，具有最鲜明的移民社会特点的、能够不断包容进新的政治力量和新参与者的、一个开放性的联邦政治制度。

　　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在1970年代末处在刚刚经历了十多年“文革”的折腾、此前还承受过从上到下好几波政治运动而伤筋动骨的艰难状况。无论从政治体制、行政管理、干部配置，还是从施政的法律和政策角度看，当时的中国都是百孔千疮，而且“负债累累”。中国当时拥有的是一部刚从大难不死之中初步恢复起来的各部位均急待重建的机器。

　　第三，即便从三位政治家的个人背景和资历来看，也有根本不同。在19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选举成为政府首脑的年轻女政治家。里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选票选出的、由电影演员而成为美国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政治家(美国没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间的区分)。

　　邓小平，我们都知道，他属于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群体，从事武装斗争很多年，在那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一群人中，是一位虽然年纪不是最大，但资历却是相当老的政治家。他本人在“文革”中，也成为受害者之一。“文革”期间他的“三落三起”是历史上很少有的现象。更不要忘记，当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他本人在名义上并不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像这类有关三位政治家之间根本的、重大的、鲜明的区别，还可以罗列下去。

　　共同挑战：公营部门太宽泛

　　在这三个国家中，中国的状况最极端。那时，中国的Public Sector“一手遮天”。没有“国退民进”这一基本点，中国更不可能从经济濒临崩溃的状况，走向一个慢慢“止血”、更重要的是后来能够自己“造血”的复苏阶段。

　　我非常清楚这些根本区别。但是，即便把这三位政治家的根本、重大、鲜明的区别摆出来很多条，如果放在更深、更远、更高、更大、更广的历史视野上，仍然能够看到这三位政治家的一些极其有意义的可供比较之处。用英文学术术语讲就是，虽然不是identical(一样的)，但是parallel、comparable(平行的、因而是可比较的)。我们可以把他们三位在深层次上适合进行比较的、平行的特点列出来很多条，不过，我本人在长期学习和参加国际国内的研讨会中，经常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这三位政治家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主导本国政治时，即使他们所领导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非常不一样，却都有一个深层的相似处，即在他们主政之前十多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有的已经将近五十年，他们的国家里，广义的Public Sector(指所有的公营部门，包括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公营及国有企业等)，涵盖面越来越宽，负担越来越重。

　　因为Public Sector 的负担越来越重，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这个Public Sector本身承担起来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技术创新的责任看起来越来越多，但是能够用来支撑这一大堆责任的资源或力量相对来讲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到什么地步呢?英国当时已在全世界具有了一个很不好的绰号，叫“英国病”。此前好多年，美国的Public Sector所承担的责任、所进入的领域远远比不上英国，但从美国本身的历史传统上看来，也是处在负担沉重、自身动力不足、因此很难为经济和技术的创新提供有力支持的状态。

　　在这三个国家中，中国的状况最极端。那时，中国的Public Sector“一手遮天”。没有民营部门、私营部门，也没有外资部门，全国是一个超级大体系，都是国有企业。中国的Public Sector同时还“替天行道”，把老天爷(中国的传统就是“天”)所负责的一切事情都要管下来。然而，这个Public Sector是一个既贫血又被折腾了好多年，一方面在流血另一方面又缺乏自身造血的功能，几乎是摇摇欲坠的一套经济体系。官方语言把它定义为“濒临崩溃的边缘”。 会员全文阅读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