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本文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 作者:田夫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注: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wwW.lsqn.Cn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注: 东都洛阳,是隋后期的首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城南对伊阙,北据邙山,唐朝时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昭宗、哀帝都洛阳近50年,时称为东都、神都或东京。]“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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