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印象中，“上山下乡”、“北大荒”都属于尘封的历史，但在黑龙江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至今仍住着50多位南腔北调的老知青，大多年过花甲的他们都患有精神病。当年席卷全国的运动将他们送到北大荒，运动终结后的历史回潮却没有将他们带回家乡。曾经的超负荷劳动和精神创伤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所专为他们开设的安养中心，他们彼此[注: 介绍 彼此 ：bǐ cǐ 意义 ①那个和这个；双方：不分～ㄧ～互助。WwW.lsQn.Cn②客套话，表示大家一样（常叠用做答话）：‘您辛苦啦！’‘～～！’。]陪伴，却又相顾无言。

　　午后的阳光照在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208室，62岁的徐福宝守在大他3岁的关金涛旁，两人的右手都因疾病而不断颤抖。

　　“躺着，我知道你难受，我也难受”，徐福宝指着挣扎起身的关金涛说。此时，关金涛突发脑血栓，四肢无法活动，满脸涨红。护士们跑去办公室，叫来科室主任。科室主任立即打电话告知关金涛远在北京的姐姐，对方表示可能无法前来，但同意医院采取一切保救措施。

　　40多年前，徐福宝和关金涛各自登上从杭州和北京开出的列车，列车开往同一个目的地———北大荒。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运动浪潮过去，列车载着千千万万知青返城时，他们却可能要在北大荒度过余生。

　　位于佳木斯市郊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也称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住着50多名患有精神病的老知青，其中的许多人已届古稀之年，从他们南腔北调的口音里还能清楚地辨别他们各自的家乡，但更多时候，他们都只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进行沟通。

　　记忆里的“刺点”

　　半个世纪以来，三江平原这片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流淌过了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外来者对于知青精神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感到好奇，人们试图从这些老人的口里探出记忆里的那个“刺点”。但他们的记忆都已支离破碎，又或者已被完全尘封。

　　对于张彦地来说，记忆里的那个“刺点”就模糊不清。

　　知青科的小厨房里，57岁的张彦地1.8米的身材引人注目。他总系着厨房围裙，似乎每天有洗不完的碗筷。人们不会知道眼前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年轻时曾是个脾气暴躁的“军二代”。

　　1974年张彦地高中毕业，他的父亲时任金华8316部队的团参谋长，并没给刚毕业的儿子安排工作。张父至今也不确知，这是否父子关系不和的开始。

　　张彦地却还记得，那年的11月，列车到达北大荒时，大雪纷纷。

　　起初张彦地被安排在农工班干活，给拖拉机加油，后来又被调去当机务工。70年代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返城，张彦地当时因下乡不满2年，返城上大学的申请被驳回。张父记得那年儿子回家时举动怪异，他把父亲的东西搜了个遍，并一一登记。

　　1978年，张父被调到饶河农场当副厂长，张彦地被调到机关工作。后来他考农垦总局的财经专科学校机修班。张父回忆，张彦地当时开始上课，后来又被送回农场。就在这一年，张彦地开始“犯病”。他当时的女朋友去农场看他，后来听说他精神有问题，两人不欢而散。1979年，张彦地被送到精神病院，住了4个月。1993年，张彦地又被送到汤原精神病院。与他同时住院的山东知青韩玉庆回忆，“他不跟人说话，病得挺重的样子，跟个木头人似的”。在汤原的4年里，父亲一直没有去看过他。2009年，张彦地被父亲送来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张彦地将自己“犯病”归咎于家庭关系，称自己看不惯家人回农场后的军队官僚作风，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年轻时脾气不好。一次，父子在农场争吵时，他一拳打在父亲脸上，对此张父记忆犹新。而张父一直不明白自己哪里对不起儿子。他记得儿子“老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乱花钱，买啤酒”。

　　“我没病”

　　跟张彦地不同，同样住在安养中心的北京知青沈曙光压根不觉得自己有精神病。“我没病，(他们)强制把我弄进来的，这是对我进行迫害”，如今的沈曙光一头发白的短发，有着一张典型的北京人[注: 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中国直立人”或“北京直立人”，拉丁文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的方脸，总是低着头，用异样的眼光看人。

　　1969年，沈曙光和家里的5个弟弟全部下乡当知青，跟他一起下乡的还有另一名北京知青惠西林。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沈曙光称惠为“大西瓜”，惠西林称沈为“小西瓜”。据沈曙光的回忆，惠西林是个思想激进分子。沈曙光在农场时，白天干活，晚上就写关于政治学、法学、起源学的“论著”。他说：“写这个得用功夫，一般的(人)写不来。”

　　1972年来到新华农场33连的姜福海在下乡前就听说过33连有两个精神病，而且形影不离。“两人搭布住一个棚里，头发又长又乱。经常写大字报贴在食堂，批判领导”，姜福海回忆说。1978年，惠西林返城回到北京，不久后，沈曙光也回去了。

　　回北京后不久，惠西林就死了。为证明惠西林不是因精神病而是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害致死，沈曙光开始上访。1982年，沈曙光在北京上访时，被当地执法人员带走并遣送到精神病院住了2个月。出院后父亲将其送回农垦总局。

　　在沈曙光写给农垦总局的一封信里提到，“天津知青刘铁路写板报批判惠西林……我受惠西林影响较深，但我的问题则是超强度的繁重劳动，领导分配我烧水，又当铁牛驾驶员，这两项工作是十分劳累，但我没有叫苦，得到的是伤感、孤单”。 会员全文阅读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